儒家思想對韓國現代化的影響

“漢江奇蹟”的產生並非偶然，朴正熙政府的正確引導是其重要的因素。中國學者在對韓國經濟發展及現代化的研究中，從韓國人與儒家思想的關係，深刻揭示“漢江奇蹟”背後的思想基礎。那麼，儒家思想是如何影響韓國現代化的呢？

1948年韓國立國之時，街景凋敝，一片殘破。此後十餘年，出於贏得冷戰意識形態競爭的考慮，美國爲韓國的經濟振興大量“輸血”，但並未收到立竿見影之效。然而，當上世紀60年代美援逐漸撤出後，韓國的經濟卻開始起飛，創造了35年間年平均增長率近10%的 “漢江奇蹟”。驚歎之餘，人們不禁試圖探尋韓國崛起的原動力。一時間，儒家文化與韓國經濟發展之間的關聯成爲人們熱議的話題。

儒學何時傳入朝鮮半島，目前並無定說。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公元3世紀以後隨着官方儒學教育機構的出現，儒家思想在朝鮮逐步得到傳播，政府派往中國研習儒學的留學生亦日漸增多。788年，新羅仿效中國實行科舉制，熟讀儒家經典成爲希望爲官入仕者的進身之階。 1392年建立的李氏王朝進一步推行尊儒抑佛的政策，程朱理學迅速升級爲朝鮮的治國方略。

1961年5月16日凌晨，漢江邊上出現了一批全副武裝的軍人，他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接管了國家權力。朴正熙政權治下的韓國選擇的是一條 “指導下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主要特徵爲少數政治精英和技術官僚壟斷決策權，國家通過指令性計劃廣泛干預經濟。令人深思的是，曾以血的代價轟轟烈烈地推翻李承晚獨裁集團的廣大學生、知識分子乃至普通市民，爲什麼此時卻默默地接受了朴正熙的威權政治呢？主要原因之一在於李承晚之後的張勉政權，其“民主=無政府主義”統治下一盤散沙式的社會狀態，讓韓國民衆更加深刻地意識到了儒家倡導的秩序的重要性。孔孟之道的核心理念爲“三綱” （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 “五倫”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力主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李朝的500年間，朝鮮統治者就是依據這樣的信念自上而下治國治民，進而實現長治久安的。而後，雖有日本宗主國觀念的廣泛散播和西方民主觀念的潮水般涌入，卻均未能從根本上撼動儒家思想的主流價值觀地位。正因爲如此， 1960年—1961年的政治動盪，才能夠成功地喚醒沉積於韓國民衆心中對穩定和諧的嚮往，並促使他們長時間地支持朴正熙領導下的發展型威權政權。

如果說，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爲韓國經濟的持續穩步增長提供了外部保障，那麼有目共睹的教育進步，則是 “漢江奇蹟”的內部動力來源。儒家堪稱敬學尚賢的典範， “有教無類”、 “學而優則仕”等主張便是明證。在韓國，這種久遠的教育觀漸漸內化爲樸素的 “賣掉黃牛也要送孩子上學”的尊師重教之風，並最終成就了教育事業的騰飛。朴正熙上臺後，積極推行教育先行的發展戰略。在他統治期間，韓國初高中的數量幾乎翻了一番，高等教育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至1965年，教育開支在政府預算中所佔比例已超過15%，僅次於國防預算。尤爲引人注目的是，爲了把過去的人口負擔轉化爲今後的人力資源，培養出大量的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韓國政府十分重視職業教育： 1963年，依據 《大韓民國教育法》 “優先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原則，頒佈了 《產業教育振興法》，明確規定中央和地方政府有義務推動職業技術教育事業的發展； 1967年， 《職業培訓法》出臺，職業培訓活動迅速走向制度化； 1973年， 《產業教育振興法》修正案問世，引入了新的產學研合作機制； 1976年，頒佈 《職業培訓基本法》，逐漸將職業培訓的對象由技工和教師擴展到其他各行各業和不同人羣。通過上述舉措，韓國廉價高素質勞動力比較優勢逐漸形成。

在韓國人的日常經濟生活中，同樣可以感受到儒家思想的點點滴滴：孔子崇尚 “一簞食，一瓢飲”、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的節儉生活。這種節慾的觀念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韓國人的理財之道，引導他們將閒置資金存入銀行，而由此帶來的高儲蓄率是韓國經濟維持長期高速增長所需資金的重要保證。韓國威權政權有力地掌控着市場經濟發展的宏觀方向，微觀經濟活動的規範性則更多地依靠單個行爲體的自我約束。正是在此處，儒家的義利觀發揮了不可替代的規制作用。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道德評價標準，有效地抵制了資本積累初期的非法斂財的衝動。由於大多數商人恪守着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原則，韓國經濟得以較爲有序地運行。

在韓國成長爲 “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歷程中，勞資關係相對和諧，這也與儒家思想有關。孔孟始終強調君子應有仁愛之心，不僅要 “親親”，更要 “泛愛衆”。朴正熙巧妙地將儒家的仁愛說與企業經營結合起來，認爲應在企業主與員工之間營造家庭般的氣氛，發揚親如兄弟的友愛精神，建立起和睦的工作關係。很多經營者響應朴正熙的號召，着力凸顯企業主與員工間友好相處的重要性。比如，創立於1947年的LG集團堅持倡導企業內部的 “人和”與 “團結”，勞資糾紛一直保持在較低水平上。

1997年，一場史無前例的金融危機席捲亞洲，韓國是受衝擊最大的國家之一。在此期間，很多人激烈地批評儒家思想助長了政治上的威權統治和商業上的家族經營，認爲應徹底予以拋棄。這種觀點有其一定的依據，但批評者決不能對危機爆發後韓國公衆自願捐贈200多噸黃金和傾其所有購買國貨的愛國行動視而不見，此舉與儒家思想提倡的集體主義不無關係。同樣，更不能因爲金融危機的爆發而完全否定儒家思想曾對韓國“起飛”起到的推動作用。馬穎、周劍麟兩位學者幾年前曾撰文指出，“對具有韓國特點的現代化產生最持久影響的傳統文化觀念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可謂一語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