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職業不是詩人還是礦主呢？

《李白醉酒圖》

“詩仙”李白以何爲生？很顯然不是靠作詩，依他讓高力士脫鞋的脾氣，不會依附於達官貴人；雖然他也做過一段時間的俠客，但也只爲義不求利；李白雖然曾經希望得到政府的任用，但是卻也沒做過什麼官。不過我們可以從他的詩中推測出，他是“礦師”，且自運自販銅鉛等礦石，所以也是商人。

李白對“礦師”這個工作還是比較喜歡的，至少幹了十多年之久。“我愛銅官樂，千年未擬還。要需問舞袖，佛盡五松山。”“雞鳴發黃山，瞑投蝦湖宿。”“提攜採銅客，結荷水邊沐。半夜四天開，星河粲人目。明晨大樓去，崗隴多起伏。當與持斧翁，前溪伐雲木。”又云：“採鉛清溪濱，時登大樓山。”……李白筆下的這些詩句，可謂句句不離本行。

詩中的地名，都在現今安徽銅陵和貴池一帶。唐代甚至更早這裏就是銅鉛產地。開礦就得有銷售。礦石從這裏裝船運往揚州的市場。當時的揚州，地位相當於今日上海，“舟檣櫛比，車谷鱗集”，手工業很發達，所產銅鏡久負盛名，首飾玉雕製作精湛。船業也很興旺。礦石的熔鑄和製品都在揚州完成。儘管唐開元十七年曾禁止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爲器，但又規定採銅、鉛、錫者，官家收買之。

誰能想得到一代“詩仙”竟會押運礦石呢？李白在押運途中，也不忘欣賞山山水水，詩興大發，許多傳世之作就這樣在工作的過程中吟出，爲盛唐氣象增添了無窮的魅力！

劉繼興在研究關於李白的記載以及他本人的詩詞文章時發現，李白是個很好的僱主，對手下工人都很好，並和他們同甘共苦。他詩中多處提到五松山，這是冶礦工地，位於“南陵銅坑西五六裏”。李白在炎熱夏季，親至“銅井炎爐”與工人一起勞作。

有人沒讀懂李白一手抓採礦、一手忙寫詩的“兩手抓”與“兩手硬”，以爲他熱心求仙學道，說這是他消極的一面。依據是：他採鉛、丹之藥。這是附會，爲煉丹用不了多少鉛，不必自採，更不用船運。退一步說，即便如此，李白詩中何必寫“採鉛”，寫成“採藥”豈不更雅麼？可見，“採鉛清溪濱”和“提攜採銅客”正是他的本行。

古時文人往往只熱衷於從政，即使不做官了，也往往隱居田園，或是教書，甚至賣書畫維持生計，但就是不屑於經商。和他們相比，李白顯然沒有那麼多顧慮，思想開放多了。

李白與酒的不解之緣

杜甫有一首詩《飲中八仙歌》，寫了唐代的八個酒仙，其中李白的形象尤爲突出。“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酒後的李白豪氣縱橫，狂放不羈，桀驁不馴，傲視王侯。這樣的李白煥發着美的理想光輝，令人仰慕！

李白的生活中時刻有酒相伴。在月下，在花間，在舟中，在亭閣，在顯達得意之時，在困厄鬱悶之際，李白無處不在飲酒，無時不在深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只要有美酒，只要能暢快痛飲，李白甚至可以“認他鄉爲故鄉”。

詩與酒往往是一體的。李白既是詩仙，又是酒仙。酒可以麻醉人，也可以釋放真！

李白的《將進酒》應該是人生與酒的最好闡釋。人高興時要喝酒，“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人激憤時要喝酒，“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復醒”；人排遣寂寞時要喝酒，“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人鬱悶時要喝酒，“五花馬，千金裘，呼爾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詩酒同李白結了不解之緣，李白有一首《襄陽歌》：“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潑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曲便築糟丘臺……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醉意朦朧的李白朝四方看，遠遠看見襄陽城外碧綠的漢水，幻覺中就好象剛釀好的葡萄酒一樣。啊，這漢江若能變作春酒，那麼單是用來釀酒的酒麴，便能壘成一座糟丘臺了……忘情於清風之中，放浪於明月之下，酒醉之後，像玉山一樣，倒在風月中，該是何等瀟灑痛快！李白醉酒後，飛揚的神采和無拘無束的風度，讓人領受到了一種精神舒展與解放的樂趣！

醉酒後的李白狂態畢現，疏放不羈，往往產生驚天奇想。“鏟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他竟要剷平君山，讓湘水浩浩蕩蕩無阻攔地向前奔流。君山是鏟不平的，世路仍是崎嶇難行。李白甚至在醉態之下要“捶碎黃鶴樓”、“倒卻鸚鵡洲”。李白正是借這種奇思狂想來抒發自己的千古愁、萬古憤吧！

李白借酒抒發自己的曠放豪情，表明對不合理的社會人生的藐視。“人生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上高樓”（《梁園吟》），何等灑脫！李白用酒向世人表達自己的激烈壯懷、難平孤僨，發泄自己的鬱勃不平之氣和抑不住的萬千悲慨。“三杯拂劍舞秋月，忽然高詠涕泗漣”（《玉壺吟》），何等悲愴！李白借酒展示自己裘馬輕狂的青年時代，描述自己恣意行樂的放誕生活。“憶昔洛陽董糟丘，爲余天津橋南造酒樓。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何等痛快！李白借酒向青天發問、對明月相邀，在對宇宙的遐想中探求人生哲理，在醉意朦朧中顯露自己飄逸浪漫、孤高出塵的形象。“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且停杯一問之”，“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何等瀟灑！李白借酒拋卻塵世的一切瑣屑和得失，忘情于山水，寄心於明月。“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何等逍遙！

沉迷酒的李白當然與善釀酒者交情甚篤。他有一首《哭宣城善釀紀叟》：“紀叟黃泉裏，還應釀老春。夜臺無李白，沽酒與何人？”李白癡情的想象：黃泉之下的這位釀酒老人會仍操舊業，但生死殊途，夜臺沒有我李白，你釀好了老春好酒，又將賣給誰呢？雖然這是荒誕癡呆的想法，但卻表明李白與紀叟感情深厚，彼此是難得的知音。

在“一杯一杯復一杯”中，在半醉半醒之間，李白笑傲度過一生，但畢竟是“舉杯銷愁愁更愁”。酒和詩、花和月、山和水，鬱結與曠放、失意與孤傲構成了整個李白！

李白《丁都護歌》

雲陽上徵去，兩岸饒商賈。

吳牛喘月時，拖船一何苦。

水濁不可飲，壺漿半成土。

一唱督護歌，心摧淚如雨。

萬人系盤石，無由達江滸。

君看石芒碭，掩淚悲千古。

詩風豪放飄逸的李白，除了大量山鬼人神，惝恍莫測的瑰麗詩篇外，還有不少以寫實筆法創作的樸實無華，自然流暢的現實主義作品。李白痛罵那些倖臣權貴是“雞狗”，恥於同他們爲武。他對權貴是桀驁不馴，飛揚跋扈，而對於勞動人民的態度卻是親切、謙遜的。這是李白創作中不可忽略的另一面，《丁都護歌》即爲其中的代表作。《丁都護歌》是南朝樂府《吳聲歌曲》中的曲調名，聲調悲切，所以李白採此題來寫縴夫的痛苦。

此詩是李白於天寶六年(747)遊經丹陽橫山時，親眼目睹統治者爲了滿足一己私慾，驅使船伕們在酷暑中拖運太湖石（假山石）的悲慘情形而揮筆寫就的。可以說是李白現實主義的代表作。這首詩有力地揭露了統治階級奴役人民的殘酷無情，表現了詩人同情人民疾苦的人道主義感情。

詩共十二句，押仄聲韻，可分三個層次。

開頭四句爲第一層次，極寫船伕暑天拖船之苦。“雲陽上徵去，兩岸饒商賈”兩句敘事，交代事情發生的地點和環境。“雲陽”，在今江蘇丹陽，靠近盛產太湖石的太湖，在當時南北交通動脈大運河線上，秦以後該地稱曲阿，天寶元年改名丹陽。交通方便，商業繁榮，所以兩岸多商賈，並以兩岸商賈市肆的豪華寫出當時的時代背景。“上徵”，是逆水溯行。嚴羽說過“太白髮句，謂之開門見山。”(《滄浪詩活》)此處亦爲—例。天寶年間，雖然唐代社會危機四伏，統治者自恃國力強威，卻仍一味追求驕奢淫逸的生活。當時江南出產的太湖石多孔穴洞眼，玲瓏多姿，是都市園林庭院的裝飾珍品。他們便多方羅致，求索無厭，徵調大批江南船人，日夜兼程，拖着滿載巨石的船隊千里迢迢北上。我們從詩的開頭彷彿看到一隊隊衣衫襤褸、彎腰曲背的船伕背挽纖繩，粗氣直喘，一步一步地朝着遙遠的運河上游走去。“饒”是多的意思。這裏，詩人將拉縴船伕的逆水拖船與運河兩岸商賈雲集的繁華景象放在一道，形成了鮮明對照。唐代商業經濟發達，富商巨賈牟利既多，生活十分奢侈。稍後於李白的張籍便有“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內”(《野老歌》）的詩句。這貧富苦樂的天地懸殊，兩相對比，更反襯出船伕的艱辛，也起了渲染環境氣氛的作用。

“吳牛喘月時，拖船一何苦”二句寫勞動的艱苦，巧妙指出了拖船的季節，將船伕之苦又推進了一層。“吳牛喘月時”代指炎夏，形象貼切。南方夏季炎熱異常，水牛畏熱，看見月亮也疑爲太陽，嚇得喘氣。這個典故出《世說新語》，用這個典故入詩，有力地表現出暑熱的程度。在苦熱難當的酷暑天氣，烈日灼人，船伕們卻還要在一無遮蔽的運河岸邊負重而行，其苦狀是可以想見的。詩人面對此情此景，一聲“拖船一何苦”的感嘆頓時從胸臆衝出。這是他從內心迸發出來的呼聲，一個“苦”字，表現了深切同情船伕命運的詩人一腔悲憤之情，也是貫穿全詩之關鍵。

中間四句爲全詩第二層次。主要寫船伕勞動條件之惡劣，生活之苦。“水濁不可飲，壺漿半成土”二句寫生活條件的惡劣。酷暑拖船，舌燥口乾，最需要的是水，而水卻渾濁得變成泥漿，無法下嚥。一是述說船伕們拼命拖船，汗流如雨卻連清水也喝不上，無奈只好強嚥下那半是泥漿的濁湯；二是暗示其時天熱久旱無雨，河水拈竭，舟行不易。天熱水淺，也是“拖船一何苦”的重要原因。不幸的船伕們就是在這樣難以忍受的條件下掙扎着。

“一唱都護歌，心摧淚如雨”二句寫縴夫們心境的悽苦。“都護歌”這裏雙關勞動號子。在沉重的勞動和非人的生活條件摧殘下的縴夫，伴隨着每一沉重的步伐哼出勞動號子的時候，都不禁從心底裏感到悲酸，而淚下如雨了。由船伕纖歌透露出他們的悽苦心境，也觸發了詩人一灑同情之淚。千百年來離鄉背井跋涉在河堤水邊的船伕們爲了協調步伐，發抒內心情感，總是傳唱着各種各樣的《水夫謠》、《號子歌》，走向天南海北。而在這羣拖運石船的人們中，傳出的是悽清委婉的《丁都護歌》。這如“如雨”之淚是船伕之淚，也是詩人之淚。伴隨着這支古老曲子的是船伕們感情上引起強烈共鳴後滾滾而下的傷心之淚。這一幕，更令詩人肝膽摧裂，止不住淚流縱橫，整首詩到此情緒達到了高潮。詩到這裏爲止，還只是寫縴夫拖船之苦並沒有觸及牽挽運送什麼？

最後四句爲第三層次。前兩句“萬人系盤石，無由達江滸”陡然揭出緣由，再寫船伕勞役之繁重，並嘆其苦難永無止境。運石人數之多，運石之艱。“盤石”是大石，“江滸”即江邊。原來是將石工採鑿的大石頭，運往江邊。萬衆石工源源不竭地鑿出的石頭，都將落在他們的纖繩上。這些被開採出來的大石無疑是用作華美建築材料，或點綴園林景觀，爲了滿足統治者奢侈生活的需要，不必多言，官家不顧人民死活的面目已經昭然若揭了。詩筆到此沒有止住，由“萬人鑿盤石”，又推向石頭的產地：“君看石芒碭，掩淚悲千古!”“芒碭”是形容石頭又大又多的樣子。看看那採伐不盡的石頭礦牀吧！在此以前，不知已有多少代統治者採運過，已有多少縴夫經歷過同樣的命運，爾今爾後，又不知還會有多少代統治者將繼續採運，還要有多少縴夫遭遇同樣的命運。把古往與方來也包括進來，所以說“悲千古”，詩境又大大推進一步，“掩淚”是擦抹淚水，即流淚之意。“君看石芒碭，掩淚悲千古”二句與開頭遙相呼應，眼看江邊這堆積如山的湖石，船伕們要歷盡多少艱辛才能將其運抵目的地啊！路途漫漫，苦難重重，船伕們的不幸哪年哪月纔有盡頭？面對採貢湖石給人民帶來的無窮痛苦，詩人又一次灑下了千古傷心之淚。他以無比沉痛的語言，發出了對統治者的大膽控訴！

這首詩，鮮明地體現了李白深切同情處在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的可貴思想感情。縱觀李白一生，儘管政治上歷盡坎坷，未能實現理想，但他對民生疾苦的關心在詩中還足有流露的。《丁都護歌》即直接抒寫了勞動人民的苦難，字裏行間傾注的正是詩人對在苦難中掙扎的船伕們的滿腔同情。由於生活經歷和才性氣質的不同，李白反映勞動人民的詩作，無論從量還是質上看，都比不上杜甫。但前人唯獨認爲此詩“落筆沉痛，含意深遠，此李詩之近杜者”(《唐宋詩醇》)。

李白寫這首詩，用的是以樂府舊題寫時事的手法。樂府詩，向來有“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優良傳統。雖然“借古樂府寫時事，始於曹公”(沈德潛《古詩源》)，並非李白肇始，但李白在這方面的成就還是不可忽視的。李白樂府詩中，除少數是“古無此體，自太白始”(見楊齊賢注李詩《三五七言》)的自創樂府外，大多乃沿襲古題寫作，他現存九百餘首詩中，樂府詩有一百四十來首，幾乎襲用所有樂府古題，但李白並非一味擬作。“青蓮擬古樂府，而以己意己才發之”(王世貞《藝苑巵言》)。他常結合反映時事的需要，靈活地對古題加以改造、發展。《丁都護歌》即爲一個明顯的例子。在郭茂倩《樂府詩集》中，唐以前的《丁都護歌》有六首，從宋武帝劉裕開始，表現題材不出征夫思婦內容，形式都是五言四句小詩，李白卻借其題而改其義，用來吟詠拖船縴夫勞動之苦，並且拉長了篇幅。一曲古老委婉的民歌，到了李白筆下，就成了揭露李唐王朝荒淫，傾訴對人民同情的鍼砭時事之作，成了一支悲苦衷怨的船伕曲。胡震亨曾稱譽李白這一手法爲“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離，離而實合，曲盡擬古之妙”(《唐音癸籤》卷九)。

這首詩結構謹嚴，敘事抒情有機結合，輝映成色。三個層次層層深入，環環推進，每個層次中大致前景後情，先敘事後抒情。敘事中緊緊抓住一個“苦”字，如“上徵”逆水溯行，逆水拖船，特別吃力，可謂一“苦”；“吳牛喘月時”是說在酷熱難當烈日灼人、赤腳裸背的縴夫們負重之苦，二“苦”也；船伕生活條件之惡劣，詩中獨取“水濁不可飲”的細節加以表現，收到的便是以小見大、以具體表現一般的效果。更苦的是盤石既大且多，難上加難。抒情中緊緊圍繞一個“悲”字，天熱難熬，水枯難行，運石難行，無一不激起詩人之悲，悲極而淚下。“心摧淚如雨”、“掩淚悲千古”，詩中先後兩次出現“淚”字，更將其悲苦之情抒發得淋漓盡致，一瀉無遺，可謂聲淚俱下，感人至深。

李白與浪漫主義的源頭

任何文學創作，都離不開對前人文化的繼承，作爲浪漫主義最偉大的詩仙李白，對屈原、莊子又是如何繼承的呢？

一、從積極浪漫主義屈原方面來看李白的浪漫主義

屈原在楚地原始神話和巫覡、工祝有關宗教活動的基礎上創造了“楚辭”，他的詩歌《九歌》、《招魂》、《離騷》、《天問》等篇，無一不帶着鮮明的神話意識，而在李白的詩歌中，隨處可見神話，即或不是神話，卻也把它當作神話來描寫的情景。比如《古風十九》中寫華山就把華山人格化、神化：“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霓裳曳廣帶，飄拂昇天行”，好一幅優雅縹緲的神女飛天圖。“邀我至雲臺，高揖衛叔卿”，政治上不得志，信奉道教，長期過着遊山玩水、修道煉丹的生活以及對浪漫主義的傳承，使李白經常把道教的神仙傳說融入詩中，神話構成了李白詩歌離奇瑰麗的浪漫色彩。我們進一步研究屈原的浪漫神話。例如《九歌》中詩人敘寫了一系列靈光飛揚的自然神形象，因相愛而不得相聚的湘江之神，充滿失意而悲哀的“山鬼”，因不能長久地與“美人”聚合而煩惱的河伯……顯然這一系列的自然神中隱含着一個重要的文化心理，即“萬物有靈”。

既然萬物是有靈的，大自然是有靈的，人生的最高境界則應爲“天人合一”，人生最大的自由莫過於迴歸自然。李白對大自然的那種無比的熱愛，其實質即是他天人合一生命觀的一種表現。大自然中，最神奇、最爲一個道教徒（李白）所重視的應該算明月了，李白的筆下，幾乎隨處可見明月的'意向。“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三個生命體，明月、形體、影子，它們融洽相處得那樣親切自然；“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把我的愁心託付給親愛的朋友明月、長風，明月與長風和作者融洽無間、天人合一，李白的性靈融合在自然之中，與月一體，與風一體，明月即李白，長風即李白，高山即李白，流水即李白。

從“萬物有靈”的角度看，從“迴歸自然”的角度看，李白的生命是整個宇宙。

迴歸自然，我記得古代有一句表現迴歸自然的話——“日月星辰胸中走”，如果李白就是整個宇宙的話，那麼，從這個視點出發，我們去體味李白浪漫主義那雄奇的誇張，“疑是銀河落九天”、“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白髮三千丈”、“黃河之水天上來”、“與爾同銷萬古愁”等一系列突破時間的、空間的、現實的、理性的思維障礙的誇張，那又有什麼奇特的呢？而西方文藝所說的“三個大”又有何難呢？

二、從消極浪漫主義莊子方面來看李白的浪漫主義

追求與大自然神祕的契合，反對用理性的思維讓人與自然分離，這一點是李白和所有浪漫主義詩人、文學家共同具備的，他們都具有強烈的宇宙意識。

我們來看另外一位浪漫主義大家莊子。莊子因夢見蝴蝶，他分不清到底是蝴蝶變成了莊周，還是莊周變成了蝴蝶。李白終身以大鵬自比，是他能夠像大鵬一樣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飛翔，還是大鵬能夠像李白一樣有放蕩不羈的思維？具有強烈的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識的人，是不能爲理性而犧牲自己內心的靈性的。他的靈性只能深深地來自他的生命，來自他對生命、對宇宙的神祕契合的強烈的愛。具有宇宙意識的人，能夠超越事物的兩端。李白就是這樣的人，生命是美好的，死亡也是美好的，把生命的得與失、痛苦與歡樂一起來下酒，從而成就了他光耀千古的詩篇。他的浪漫主義之所以具有這種神奇的思維，是源於他對生命強烈的愛，源於對任何一個自然生命的認同（比如有月亮、高山、流水，它們都是生命，是李白生命存在的形式）。於是，具有強烈宇宙意識的人，爲了自己生命的長存，他們隱退了，退到山林做起了隱士，而世俗的政治、戰爭等等俗事會干擾他們生命的存在，於是，他們向社會道德進攻，李白是這樣的，莊子、陶淵明也是這樣的。在李白的很多詩中，表現出了歸隱、及時行樂的思想，如《白雲歌》、《將進酒》等。

李白化爲月亮完成了他生命之長存，而莊子又是怎樣的呢？記得林語堂在《老子的智慧》中記載，莊子快死的時候，弟子們商議要厚葬，但莊子說：“我用天地爲棺木，日月做壁玉，星辰做葬珠，萬物來送葬，這不是很好的葬禮嗎？還有什麼可求的呢？”顯然，從屈原、莊子到李白，他們都追求把生命融入宇宙的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從這個角度，我們再來讀一首我們小學就熟知的《望廬山瀑布》。

整首詩似乎沒有一個固定的視點，一個遙字並不能體現其視點，詩人不是站在高處向下看，也不是仰視瀑布從天而下。如果詩人是一座高山，或是這個宇宙的話，那麼，詩歌視點的空間障礙則全部消除了，“其大無內兮，其小無垠。”那麼，從小的角度看，如果詩人化爲瀑布中的一滴水，這滴水不怕身體失重、生命失重，他只是用自己的勢能往下衝，往下衝，而且越落越快、不可阻擋。這是他整個生命所蘊藏的全部能量，那一滴水，不止是他的生命，他就是李白，這時李白已經化作了瀑布，他不知道瀑布是他，還是他是瀑布，天地暈眩了，岩石模糊了，他也爲自己的力量感覺陶醉了，三千尺的長度對他來說太長又太短了。

寫到這裏，我不由得想起了李白的詩：“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在詩中作者塑造了“天人合一”、與道相合、迴歸自然的自我形象，這個能與溟涬同科的“自我”是李白精神力量的源泉，也是他浪漫主義創作方法的思維基礎。

李白趣事一則

唐玄宗的寵臣楊國忠，嫉恨李白的才華，心裏很不服，總想奚落他一番。一天，楊國忠想出一個辦法，約李白去對三步句。李白一進門，楊國忠便看着李白，譏諷道：“兩猿截木山中，問猴兒如何對鋸？”

“鋸”諧“句”，“猴兒”暗指李白。李白聽了，微微一笑說：“請大人起步，三步內對不上，算我輸。”楊國忠想趕快走完三步，但剛跨出一步，李白便指着楊國忠的腳喊道：“匹馬隱身泥裏，看畜生怎樣出蹄！”

“蹄”諧“題”，與上聯對得很工。楊國忠本想佔便宜，卻反被李白羞辱了一番，剛擡腳就被譏爲“畜生出蹄”，弄得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十分尷尬。

李白爲何不應科舉

“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餘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

臺灣著名詩人余光中先生借用如此純粹惟美的詩句稱譽李白，可見李白在中國詩歌史上的重要地位，猶如一顆璀璨明珠。學術界對李白的研究較爲詳細，論著甚豐，爭論亦多。關於李白因何未應科舉試問題，過去論者有兩種說法：一曰商人不仕；一曰性格使然。此兩說各持之有據，言之成理，但其終究不是李白未應科舉試的根本原因。

關於李白家世情況，李陽冰《草堂集序》雲：

“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爲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名與姓。然自窮蟬至舜，五世爲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嘆焉。神龍之始，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

範傳正《唐故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並序》亦云：

“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絕嗣之家，難求譜牒。公之孫女搜於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故自國朝已來，漏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爲名。高臥雲林，不求祿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複姓。”

此兩條記載均出自李白自述，當爲第一手資料。但李白是否是涼武昭王李暠後裔，即與唐皇族同宗，學術界爭論頗大，似不足以爲信。涼武昭王李暠至李白已歷三百餘年，按照二十幾年爲一代計算，那麼李白就不止是李暠“九代孫”，這也是一大紕漏。儘管如此，正如周勳初先生所云：

“唐人有冒宗的風氣，李家自西域遷回，爲了擡高身價，有可能託稱李暠之後，但這也是一種推論，未必就是事實。我們在無法找到鐵證之前，看來還是相信李白的自述比較穩妥。”

不可否認的是，李白出生在“碎葉”，這一點十分重要。“碎葉”是“條支”內的一個城市，“條支”係指大西域而言，實際上就是今新疆與中亞交界地區。李白先人因“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也就是說，李白家被竄於碎葉已經傳承了三四代人，易胡姓，衣胡服，胡化程度很深，甚至有些胡人血統。李白家被竄於碎葉的原因，實與隋煬帝迫害李姓人氏有關，詳見張書城《李唐、李白、李明振冒稱涼武昭王之後說》一文。

碎葉實際上是昭武九姓古國之一，屬於城邦小國。“所謂昭武九姓，指的是中亞的粟特人”。粟特人具有善賈傳統，“利之所在，無所不到”。粟特人長期操縱着絲綢之路上的國際轉販貿易，足跡遍及歐亞大陸。李白家數世沉浸其中，跟隨其經商販賣，積累了殷實的家底財富。唐朝自貞觀以來，社稷清平，人民安樂，而且採取種種措施吸引大量胡商蕃客入境互市。李白之父李客看準時機，遂挈婦將雛踏上了東歸唐朝的道途。值得特別指出的是，隋煬帝迫害李姓人氏事，在唐高祖李淵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即得到了平反。李白家在遙遠的異國碎葉，根本就不知道有平反之事，否則也不會遲至近九十年後的唐中宗“神龍初”（公元705年）才舉家東歸。

李客挈婦將雛東歸當然是以胡商的身份，並且與粟特人商隊一路偕行。但爲何要說“逃歸於蜀”或“潛還廣漢”呢？這都是偷偷摸摸的行爲。此中，大概有兩方面的原因。

其一，《唐律疏議》雲：

“水陸等關，兩處各有門禁，行人來往，皆有公文，謂驛使驗符券，傳送據遞牒，軍防丁夫有總歷，自餘各請過所而度。”

《唐六典》雲：

“凡行人車馬出入往來，必據過所以勘之。”

邊境關卡事關重大，過所的發放與勘察格外嚴格細緻，“外國人被嚴密監視，實際上是被舒適的‘幽禁’”。李客名義上是來唐朝經商的，實際上是迴歸唐朝定居的。因此，他入境後脫離了商隊，沿河西走廊至隴南，再沿岷江南下，至偏僻的廣漢，“僑爲郡人”。

其二，《唐律疏議》又云：

“不應度關者，謂有徵役番期及罪譴之類，皆不合輒給過所，而官司輒給；及身不合度關，而取過所度者；若冒他人名，請過所而度者：各徒一年。”

如前文所述，李客根本不知道早已有平反之事，仍然認爲自己是罪人後裔，不免心虛。他冒用胡人姓名（即“冒他人名”）入境過關，若被勘察出來，則有牢獄之災。至川蜀後，偶見李樹，方纔恢復漢人姓氏。李白當時年僅五歲，自然不明白其中就裏，後來僅憑李客講述而言之，故用“逃歸”或“潛還”等字眼。

正因爲如此，李客定居廣漢綿州昌隆縣（四川聲江油縣）後，爲人做事十分低調，“高臥雲林，不求祿仕”。他雖然家底殷實豐厚，但長此以往不免坐吃山空，所以他仍然發揮其擅長，從事經商販賣活動。李白《萬憤詞投魏郎中》雲：

“南冠君子，呼天而啼。戀高堂而掩泣，淚血地而成泥。獄戶春而不草，獨幽怨而沉迷。兄九江兮弟三峽，悲羽化之難齊。穆陵關北愁愛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門骨肉散百草，遇難不復相提攜。”

學術界對“兄九江兮弟三峽”句有不同的理解，但不可否認的是，李家兄弟在長江沿岸碼頭經商規模不小，一方面把巴蜀的物產運銷吳楚，另一方面又將吳楚的物產運銷巴蜀。正因爲李白一家悉從事大規模的經商販賣活動，積累了鉅額財富，才爲李白後來“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李白從巴蜀漫遊到揚州，生活極爲豪奢，又慷慨好施，“散金三十餘萬”。如此巨大的花費，令人咋舌，可見其家經商有道，堪稱商業奇才！

從李白的家世與商人家庭來看，加上唐王朝有限制商人子弟參加科舉考試的明文規定，很容易使論者得出商人不仕的結論。其實，這樣的結論太簡單化了，太表面化了。況且，在李白生長的年代，唐王朝已經開始放開了商人不仕的嚴格限制，允許一些商人子弟參加科舉考試。關於這一問題，已有論者述及，此處不必贅言。

從上述考辨可知，李白先人獲罪被迫竄於碎葉成爲胡商，至其父李客經歷長途跋涉與困難險阻，“潛還廣漢”“僑爲郡人”，這其中有多少無奈與不得已。爲人做事低調，“高臥雲林，不求祿仕”，這是李客的惟一選擇。“不求祿仕”不僅是對李客而言，而且亦是對其子女而言的。在此種思想指導下，李白兄弟沒有一個走科舉之途的，壓根兒就不知道科舉爲何物。李客培養李白兄弟識字讀書，目的在於使其成爲知書達理的商人，免遭他人白眼與嘲諷。至於李白兄弟讀什麼書，掌握哪些知識，他似乎沒有什麼要求與限制。大概因爲忙於經商的緣故，他對李白缺少管束，任其自然發展。

從李白詩文裏，可以看出他的知識結構，讀了些什麼書。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雲：

“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書，製作不倦。”

這說明他天資聰明，從小就喜歡讀書，涉獵廣博，寫作勤奮。但在諸子百家中，他非常喜好縱橫家。楊天惠《彰明逸事》雲：

“（李白）隱居戴天大匡山，往來旁郡，依潼江趙徵君蕤。蕤亦節士，任俠有氣，善爲縱橫學，著書號《長短經》。太白從學歲餘，去，遊成都。賦《感春》詩，……益州刺史蘇頲見而奇之。時太白齒方少，英氣溢發。諸爲詩文甚多，微類宮中行樂詞體。今邑人所藏百篇，大抵皆格律也。雖頗體弱，然短羽縭縱，已有雛鳳態。”

趙蕤是當時有名的縱橫家，李白“從學歲餘”，深得《長短經》之堂奧。李白當時雖然年少，但其詩文創作“已有雛鳳態”，聲名已聞於益州刺史蘇頲。除了喜好縱橫家之外，李白還從小受到道家的薰陶，對道教神仙沉溺甚深。其《題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詩云：“家本紫雲山，道風未淪落”，《感興八首》其五雲：“十五好遊仙，仙遊未曾歇”。如前所述，李白出生在特殊的胡商家庭，五歲時才從碎葉回到巴蜀，他天生就具有粗曠豪放的性格，仗劍任俠。其《上韓荊州書》雲：“十五好劍術，遍幹諸侯”，《贈從兄襄陽少府皓》詩云：“結髮未識事，所交盡豪雄。……託身白刃裏，殺人紅塵中”。正如劉大傑先生所云：

“他愛豪俠，對於張良、荊軻、朱亥、高漸離、豫讓、郭隗等人，時時流露着讚歎之情。他具有濟蒼生、安社稷的政治抱負，並景仰魯仲連、謝安一類人物。他愛道士、神仙，煉過大丹，受過符籙，同道士們來往密切。道家思想給他很深影響，時時嚮往着閒適清淨的生活。……似乎沒有深受過儒家的傳統教育；他自己說，他學的是文學、奇書、六甲和百家雜學。”

他不僅沒有接受過正統的儒家學說，而且對其抱以輕蔑態度，譏笑諷刺。其《嘲魯儒》詩云：“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而正統的儒家學說，恰恰是唐代科舉之敲門磚。唐初頒佈《五經正義》，作爲科舉考試準則，士子爲了求得晉身，無不沉潛於此。過去有種說法，唐代以詩賦取士。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啓》雲：“伏見銓擢之次，每以詩賦爲先”。根據陳飛先生的最新研究，此種說法是極大的誤會。唐代科舉考試不僅要考詩賦，而且還要考試策。

當然，唐代士子也可以不通過科舉之途而入仕，稱爲制舉。簡單地說，士子以詩賦（即行卷）向官員投獻，得其賞識後推薦給朝廷，由皇帝親臨或親自出題測試後授官。李白不具有走科舉仕途的學識素養，但縱橫之術往往又使他具有濟蒼生、安社稷的政治思想，隨着年齡的增長，這種思想越來越強烈。好在他是一個寫詩天才，又喜愛司馬相如的賦。其《贈張相鎬》詩云：“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秋於敬亭送從侄耑遊廬山序》亦云：“餘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因此，他決定通過制舉入仕，以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其《上安州裴長史書》雲：

“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爲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羣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

查《舊唐書·蘇頲傳》雲：

“（開元）八年，除禮部尚書，罷政事，俄知益州大都府長史事。”

很顯然，蘇頲出任益州刺史在開元八年（公元720），亦是“白於路中投刺”之時。李白時年二十歲，投獻蘇頲的是賦作，故言“可以相如比肩”。這次雖然得到了蘇頲的稱讚，但因“風力未成”，結果未得其向朝廷推薦。李白心有不甘，於是在其二十五歲時“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到更爲廣闊的天地去尋覓這種機會去了。

綜上所述，從李白家世、特殊的家庭環境與獨特的成長經歷等方面來看，根本就沒有培養他走科舉之途，亦不具備科舉考試的學識素養。所謂性格使然說太表面化了，李白的性格並非是其未應科舉試的真正原因。因爲在中國古代官吏中，像李白這樣具有粗曠豪放性格的官員並非沒有，他們悉是通過科舉入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