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觀後感

看電影這麼多年了，今天這樣的感覺還是第一次——就是影片如此之好，心裏卻盼望着它趕緊放完，越快越好！因爲很多時候都沒法再看下去了。這就是《南京》給我的感覺，我真不知道以後還會不會再有。

其實拋開感情因素，客觀地從電影本身來講，《南京》並非是一部完美的紀錄片。我並不完全喜歡片中由專業演員來扮演歷史人物進行口述的模式——雖然他們的臺詞都取自當時那些人物的日記、信件等原始文獻——這種模式或許生動，但演員們抑制不住的表演技巧使得講述有時變得誇張起來，使戲劇性干擾了歷史的真實性。不過，這個問題可以忽略；影片中那些黑白鏡頭的力量實在過於強大，沒有人能夠在它們面前無動於衷。也許有人會“懷疑”，說那不是歷史，沒錯，那些影像，還有老照片確實不是歷史，而是歷史的一小部分。這已經足夠了，其餘的，恐怕你已無勇氣再去想象。 資料始終是一個紀錄片的核心。

《南京》的震撼之一就是帶來了許多以前很少爲人所見的資料，或者說“證據”，比如和平人士約翰·馬吉在南京國際安全區醫院裏拍攝的傷者，我毫不羞愧地承認，出於對自己心理底線的自知之明，我沒敢多看。除了震撼，這些珍貴資料的作用還在於完善了歷史的細節，使得謊言將無從立足。

在一段應該是日軍拍下的紀錄片裏，一箇中國小男孩兒對着鏡頭，笑得無比開心——那時正是“皇軍”所宣揚的南京的“和平時期”——可就在鏡頭正要從他面部移開時，小男孩兒的表情瞬間變了！換爲遮掩不住的驚疑和恐懼。無需語言，一剎那，所有的美麗假象都崩潰了，侵略者完成了一次絕妙的自我諷刺。這是歷史自己的智慧，誰也想不到的。

我很贊同導演BillGuttentag的話：這不是一部要宣揚某種情緒的電影，這是一部反戰電影。在力求傳達真相的同時，《南京》也在給人以最後的希望。它讓我們知道，即使在最最黑暗的年代裏，良知與正義也決不會失去自己的使者，就像在死亡線上建立起安全區、拯救了近20萬中國同胞的國際人士們：拉貝博士、明妮·華羣小姐、喬治·菲奇、約翰·馬吉，等等。

在看電影的時候，我儘量忍住眼淚，以維護所謂男兒可笑的尊嚴。但看到這樣一個情節時，我覺得我足夠有理由拋棄這“尊嚴”了——日軍來到金陵女子學院，要求從聚在這裏的女難民中挑出一些人，去充實“慰安所”。華羣小姐表示她一個人也不會交出去！日軍告訴她，如果給他們一些人，他們可以考慮不再來騷擾這裏了。“這時，一些姑娘主動站了出來，很顯然，她們是妓*。”我不知道當時有沒有人記下這羣偉大的女性！她們是在用自己的犧牲來挽救其它無辜的姐妹。儘管侵略者的話未必可信（事實也如此），但是她們在那一刻的美麗光輝即使是在一句沒有影像的旁白中也展現得淋漓盡致！從某種角度而言，這些偉大女性代表的就是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命運：無論如何地被蹂躪，從來不會放棄我們固有的美德，並以最堅強的忍耐力戰鬥到勝利的最終來臨。

影片最後提到，拉貝博士，這位“中國人的辛德勒”在回到納粹德國後飽受迫害，以至於戰後窮困潦倒。駐德國的中國外交官帶着一筆錢找到了他，幫助他走完人生的最後歲月。這筆錢，就是當年拉貝先生援救過的中國難民集資捐獻的。善良，就是中國人最有力的武器——可能有些人對此會感到難以置信。

順便說一下，《南京》並未使我產生某種令我們某個鄰居所“擔憂”的“極端情緒”，我可以說，我不恨他們。我只是覺得很奇怪，爲什麼人能夠迷茫到這樣一種地步：心安理得地活在自我欺騙之中？當然，這種奇怪，並不只針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有的時候，也適用於我們自己的反省。歷史對所有人的監督，是一視同仁的。

《南京》其實可以視爲一部“勵志片”，至少它就令我有那麼一會兒，對現實和未來不怎麼絕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