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學說的發展過程

中華民族的傳統價值觀是以儒家思想爲主體的。這種價值觀的形成和建立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至少經過三四百年的歷史。先秦諸子各自創立自家的經典，儒家有儒家的經典，墨家有墨家的經典。其中有一個重要的歷史使命，就是樹立自家所倡導的價值觀。諸子異說，百家爭鳴，最後儒家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儒家之所以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我認爲主要是兩條：一是儒家所倡導的價值觀符合古代中國宗法社會的特點;二是儒家創立經典，所依託的是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從幾千年的中國歷史看，執政者要想提出一種價值觀主張，若不以華夏民族悠久的歷史文化作依託，雖然暫時可以用強大的行政權力加以強制推行，但用不了多久，就像秋天的落葉一樣，一陣風就可以把它吹走。

我們今天在這裏講的是，以儒家思想爲主體的中華民族的傳統價值觀究竟是怎樣形成和建立起來的。這裏牽涉早期儒學的四個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他們的學術思想活動帶有許多原創性，在中國思想史上創造了許多“第一”，其影響深遠而巨大。這四個人的時間跨度達三四百年，在這三四百年當中，中國的歷史發展既是波瀾壯闊的，又是複雜曲折的。下面我們分別來討論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對中華民族核心傳統價值觀的形成和建立所起的歷史作用。

孔子：第一位私學教師

說到孔子，我們要了解他是一個什麼樣的歷史人物，他對中國文化作出了怎樣的貢獻。我綜合前人的觀點，再加上我自己的認識，提出如下幾點看法：

中國第一位私學教師

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講到孔子時以“孔子：第一教師”爲標題，突出了孔子在中國教育史上的貢獻。孔子的祖先是宋國貴族，是殷商王族微子的後人。到了孔子的曾祖父輩，因躲避政治迫害，遷居魯國。父親叔梁紇老年娶年輕女子顏徵在爲妻。孔子三歲時父親去世，母親撫養他長大成人。在窮困的家境中，孔子從少年時開始，艱苦力學，到了三十歲的時候，已經被人視爲知識淵博的學者。西周時期的教育是“學在官府”，只有貴族子弟有受教育的資格，一般平民子弟沒有受教育的機會。然而到了春秋時期，官學沒落，學術下移，原來許多從事“王官之學”的人才流落民間，比如司馬遷就曾說他的先祖世代作爲周朝的史官，進入春秋時期以後，流散到各國。這種情況使得民間有了接受“王官之學”的機會。相傳孔子曾問禮於老聃，問官於郯子，問樂於萇弘，學琴於師襄等。孔子學成“王官之學”，便首開私人講學之風，“有教無類”，即不問出身，不分階級，實施平民教育。所以說孔子是中國第一位私學的教師。

第一個自覺對經典進行創造性詮釋的人

孔子曾說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話，此語頗爲人詬病，被看作保守、復古。這恐怕是一種誤解。依孔子的思路，“述”是述其歷史，“信”是珍視歷史中內含的價值，歷史中自有價值，所以要“述而不作”;現實中價值失落，所以才“信而好古”。

經過歷史上的風風雨雨，今天的人們對價值觀的概念有了較爲深刻的理解。價值觀是民族文化心理中深層次的東西，只能到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中去發現和發掘，從而來彰顯它，繼承它。如果一個社會共同體不能從自身的歷史文化中去發掘它，而要用現當代某家某派的理念強加在這個社會共同體之上，其結果多半是以失敗而告終。我們現在反思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話，理解到其中是有深刻含義的。

近年一些出土簡帛資料向我們展示，孔子不僅研究經典，並且對經典的深層價值曾加以發掘和詮釋，我們先來看孔子對《詩經》的詮釋。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中，孔子說道：我從《詩經·葛覃》的詩中得到崇敬本初的詩意，人們看到了織物的華美，一定會去了解織物的原料。葛草之所以被歌詠，因爲它是紡織物的原料。后稷之所以被人尊重，是因爲他的後人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德行。

第一個建立中國道德哲學體系的人

孔子建立了一個以“仁”爲最高理念的道德哲學體系，這個體系包含了孝、忠、恕、禮、義、智、勇、恭、寬、信、敏、惠等許多德目。統治者的責任是要通過教化的手段將其落實在社會共同體成員的身上，使之成爲共同體成員的內在品德和人與人之間的道德規範，從而建立一種良好的社會秩序。儒家推崇和弘揚“道德”，認爲道德教化是一種最爲人性化和社會成本最小的社會管理方式。朱熹稱“道德”爲“規矩禁防”，道德有如堤防，當洪水不發時，堤防看似無用，且佔用土地。可是若無堤防，一旦洪水肆虐，人們的生命和財產都將受到嚴重的威脅。道德的作用與此類似。“道德”平時看似一種束縛、一種令人生厭的說教。但一旦道德的堤防垮掉，就會人心蠱壞，物慾橫流，互相侵害。而要重建道德堤防，非數十年不能奏功也。正因爲孔子建構了這樣一種道德思想體系，中國古代社會才能獲得長時期的穩定與發展。

第一個以布衣身份批評權貴的人

以往一些學者多指責孔子維護舊秩序的負面價值，這種理解是片面的。其實孔子也有強烈的批判社會現實的一面。我們不妨來舉例說明。《禮記·哀公問》記魯哀公問於孔子說：今之君子爲什麼不能依照禮制行事，孔子回答說：“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怠荒傲慢……”所謂“今之君子”即指當政的權貴們。正是這些當政的權貴首先破壞了禮制，造成當時的社會危機和意義危機。

更突出的例子當然要屬孔子所做的《春秋》，這部書是孔子根據《魯春秋》精心編纂的，其中暗寓褒貶之意，它稱得上一部曠世未有的奇書。在那個時代，對諸侯大夫賞罰本來是天子之事，只有天子纔有資格做這種評判者。可是因爲周王室早已衰微不振，天子本人尚且難以自保，怎麼還能行賞罰之權，以伸張人間正義呢!孔子竟然以一介布衣平民的身份，以褒貶來代行天子賞罰。理解孔子的，會認爲孔子以他的《春秋》一書伸張了人間正義;不能理解孔子的，會認爲他狂妄，竟以布衣僭行天子之事。所以孔子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孟子：將孔子奉爲“教主”的人

任何學派的宗師，其地位之確立，除了其自身的非凡品格和造詣外，也還需要有影響力的後學不遺餘力的弘揚。那些有影響力的後學，在弘道的過程中也同時在其學派史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孟子正是這樣一位有影響力的孔子後學。

從“聖人救世”論到“孔子救世”論

春秋以前，“聖人”的意義只是聰明人的意思，並無崇高和神祕的意味;春秋以後，聖人觀念變得越來越崇高，並逐步向神祕和玄妙莫測的方向發展，並由此而形成“聖人崇拜”的觀念。“聖人崇拜”觀念產生於長期的民族苦難，春秋時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因爲當時的社會現實太無序、太黑暗、太荒謬。所以人們盼望代表秩序的權威人物出現，這正如孟子所說：“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正是在這樣的一種歷史背景下，孟子提出了一種“聖人救世”歷史觀。孟子認爲，華夏民族曾經經歷三次大災難，第一次是人類經歷大洪水災難，民無所居，堯、舜、禹三聖協力治水，“然後人得平土而居。”第二次大災難是商紂王的暴虐統治，周文王、武王、周公三聖兩代“翦商”除暴，“天下大悅”。第三次大災難是，“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在這種亂世背景下，孔子作《春秋》以救世，“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種“聖人救世”的歷史觀屬於英雄史觀，我們並不認爲，當亂世之時，聖人、英雄振臂一呼，世道便會變好，如果真的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那也一定是由社會、政治、思想、宗教等許多因素的合力促成的。當年孔子率其弟子周遊列國，遊說諸侯，到處碰壁，並沒有使當時的亂世得到改觀。《春秋》一書是孔子晚年寫成的，孔子去世後，歷史便進入了戰國時期，此時世道非但沒有轉好，反而更亂，那時的“亂臣賊子”更加肆無忌憚，並沒有因爲看到孔子的《春秋》便不敢作惡。比如“三家分晉”、“田氏代齊”，這不是典型的“亂臣賊子”之事嗎?韓、魏、趙及田氏何曾有過不敢篡代的猶豫呢?所以，孟子的“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的話，不無誇大失實之嫌。孔子《春秋》一書的確在漢代發生了極大的影響，而那是與漢代的政治時事密切相關的。

第一個將孔子奉爲“集大成”的“至聖”

春秋戰國時期，管仲、墨子、荀子、韓非子等都曾被人稱爲“聖人”，但卻沒有什麼有影響力的人站出來呼應，因而也就不被學界和社會所認可。孔子在當時曾被許多人稱爲“聖人”，他得到了當時具有影響力的.人物的強力呼應，這個人就是孟子。在孟子看來，孔子不僅是“聖人”，而且是有史以來的“集大成”的“至聖”。孟子提出：“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就是說，自有人類就不曾有過孔子這樣的“聖人”。孟子還說：“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可以說，他對孔子的評價已經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而後世稱孔子爲“大成至聖”、“萬世師表”，其實不過概括孟子之意。我們雖然不認爲儒學是宗教。但後世儒學確實起了類似宗教的作用，而孟子就是第一個將孔子奉爲“教主”的人。

荀子：推崇“五經”的儒者

第一個提出五經備天地萬物之道

荀子推崇五經，他說：“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他認爲，學者從學爲士到學爲聖人，只學習五經就夠用了。因爲五經已經包含了天地之間的學問。所謂“在天地之間者畢矣”，“畢”是“盡”的意思，是說天地之間的學問盡在這裏了。這是從學問方面說的。若從政治上說，也是一樣，所以荀子又說：“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道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天下之道畢矣。”“管”是樞紐，聖人是“道之管”，道之樞紐。聖人的學問盡在五經之中，百王之道也盡在五經之中。所以無論是學人也好，無論是統治者也好，都應抓住五經這個根本。(值得注意的是，荀子此時所提到的五經，是指《詩》《書》《禮》《樂》和《春秋》而言，尚不包括《周易》。)荀子第一次把儒家經典提到了承載萬物之道的地位，這就爲後世漢武帝、董仲舒“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政策提供了理論的依據。

系統傳授經學

關於荀子傳經的情況，《經典釋文序錄》稱，《毛詩》由荀子傳大毛公。《漢書·楚元王傳》謂傳《魯詩》的申公，受《詩》於浮丘伯，而浮丘伯是荀子的門人，是《魯詩》亦出於荀子。《韓詩》今存外傳，其中引荀子說《詩》凡四十四則，是《韓詩》亦與荀子經學相合。《經典釋文序錄》又稱，《春秋左氏傳》由左丘明作，傳曾申，五傳至荀子，是《左傳》亦傳於荀子。《漢書·儒林傳》謂瑕丘江公受《春秋穀梁傳》於申公，而申公爲荀子再傳弟子，是《穀梁傳》亦傳於荀子。另從《荀子》一書看，其中有許多討論禮的內容，是荀子應當也曾傳《禮經》。正因爲荀子是戰國後期幾乎唯一系統傳經的儒者，所以康有爲說：“傳經之功，荀子爲多。”(《康南海先生口說·學術源流二》)“孟子之後無傳經。……二千年學者，皆荀子之學也。”(同上書，《荀子》)

董仲舒：對儒學有大功，也有大罪

第一位促進儒學成爲國教的人

大家都知道這樣一個歷史事件，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儒家經學從此確立爲兩千年君主專制時代的統治思想。如果我們相信，兩個人的事件決定了兩千年中國思想史的發展方向，那便是一種聖賢史觀或英雄史觀。

在我們看來，從孔子到孟子、荀子，再到董仲舒，這些思想家其實都只是一些標誌性人物。他們的思想對其後的中國發生了長遠的影響，這是我們比較容易看到的，而中國有史以來的文化傳統對他們的思想形成的影響，我們卻不容易看到。其實每一個民族都有它的文化性格，就像每一個人都有其性格一樣。所不同的是，民族的文化性格較之個人的性格更爲複雜而內涵豐富，更爲難以改變。這其實也就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我們是誰?”而從孔子到孟子、荀子，再到董仲舒的思想發展，暗合了中國人(包括統治者，也包括芸芸衆生)這樣一種內心的聲音：啊，這些聖賢所說的也正是我們想要的，是我們更願意接受的。不能設想，沒有這樣廣泛的文化心理基礎，儒家經學會統治中國思想界兩千年之久!

中國古代社會統治思想的確立有一個“試錯”的過程，從先秦到漢武帝，這種“試錯”的過程至少經歷了兩次，戰國時期，諸子蜂起，百家爭鳴，遊說諸侯，以求自售。秦國用商鞅、韓非法家之說實現了中國的統一。其後又以法家思想治國，但非常不幸的是，一個數代勵精圖治經營起來的大帝國只統治了十四年便轟然倒塌。這個歷史教訓太深刻了。這是一次“試錯”的過程。

漢初，統治者鑑於長期戰爭所導致的社會民生凋敝，接受了無爲而治、與民休息的黃老思想政策。但是“無爲而治”的黃老思想果然是治國之良方嗎?由於中央政府長期無所作爲，導致地方勢力坐大，以致在景帝盛世之時出現了同姓王聯合造反的“七國之亂”。這是又一次的“試錯”過程。

正是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漢武帝登基不久，便詔求賢良對策，重新選擇和確定統治思想。董仲舒在《賢良三策》第三策中提出：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董仲舒是漢代春秋公羊學的最大的代表之一。春秋公羊學在儒家經學確立過程中能首先脫穎而出，在於它的義理性，而“大一統”思想是它衆多義理中最重要的義理。這不僅因爲它正好完全適合了漢代“大一統”政治的需要，從本質上說，它也暗合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雖然從通常意義上說，中華民族的統一是從秦漢時期完成的。但從上古時代，華夏各族在其深層意識中，即具有同祖同根的關愛情結，在追述炎帝、黃帝乃至堯、舜、禹的傳說時代的歷史時，便有一種原始的統一觀念。而從文獻記載的歷史看，至少在西周王朝已經是一個疆域廣大的統一國家，只是它當時實行的統治形式是分封制，與秦以後的中央集權的郡縣制的統治形式不同而已。春秋戰國時期，天下陷入長期的分裂和戰亂狀態，但它最終的歷史的目標是在指向統一的。在思想家中，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以及法家的商鞅、韓非等人都是主張統一的。但由於儒家主張“以德服人”的統一路線、法家主張“以力服人”的統一路線而分道揚鑣。秦始皇實行法家路線完成了國家統一的歷史大業。相比歐洲一些國家直到近代才實現統一，而中國早在兩千年前就建立了“大一統”的國家，究其原因，是與中國文化嚮往統一的核心價值有直接關係的。

而國家一旦實現政治統一，統治者便要考慮選擇一種與“大一統”政治相匹配的長治久安之道，因而反過來要求學術思想的統一。《春秋》公羊學雖然可能有久遠的授受傳統，但它直到西漢才寫出，首標“大一統”之義，這應該看作是漢代以胡毋生、董仲舒等爲代表的儒家學者精心加工製作的結果。所以“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文化政策的建議和採納，表面上看似漢武帝和董仲舒兩個人的事件，實際上有其深層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原因。從這一事件之後，儒家經學成爲兩千年君主制度下的統治思想，作爲此一事件的標誌性人物，我們把董仲舒作爲第一位促進儒家經學成爲國教的人。

第一個改造原始儒學使之爲君主制度服務的人

上節我們着重指出，董仲舒是第一位促進儒家經學成爲國教的人，但同時我們還要指出，董仲舒的儒學思想，除了在“任德不任力”的基點上與原始儒學一致外，在許多方面已經與原始儒學有很大的區別，最主要表現在對天、君、民三者關係的認識上。原始儒學以孟子爲例，主張“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裏輕重的次序是：君意聽從天意，天意聽從民意。民意最重。但到了董仲舒這裏卻是：“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其輕重次序是：民意服從君意，君意服從天意。董仲舒此二語可以視爲漢代儒學的發展綱要。它標示：面對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的新局面，儒學面貌發生了重大變化。原始儒家是以民本思想爲主要特徵的，原始儒家雖然也講尊君，卻不贊成君主專制。儒學在漢代爭取到官方哲學的地位，是以背離原始儒家的民本思想爲代價的。我們說董仲舒是第一個改造原始儒學使之爲君主制度服務的人。他爲儒學爭取到國家統治思想的地位，這是大功;他背離、背叛了原始儒家的民本思想，又是大罪。

餘論

從孔子開始創立儒學，到董仲舒時確立儒學在思想界的統治地位，大約經歷了三四百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裏，政治和學術都非常活躍，經歷了由“諸侯異政”到天下統一，由“諸子異學”到“獨尊儒術”的過程。這其中有幾點歷史經驗是應該總結的。

儒學原本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但與其他家相比，卻是大家輩出的學派，後世的著名的學者不提，僅在董仲舒之前就有孔子、孟子、荀子三大家。而墨子之後，墨學便無大家。道家老子、莊子之後亦無大家。法家也只商鞅、韓非可以論列。而一個學派要想長遠發展，大家輩出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一個學派能否有大的發展，又與它所依據的文化資源有重要的關係。六經是傳統文化的基本資源，恰恰是在對待“六經”的態度上，儒家棋高一着，抱持一種傳承、弘揚的態度。道家認爲“六經”不過是“先王之陳跡”(《莊子·天運篇》)，而加以輕視。法家甚至實踐其焚燬“《詩》、《書》百家語”的主張。墨家則唯“鉅子”之言是聽，旁無所鶩。所以儒學傳承不衰是有原因的。

一個學派的學術最終成爲國教，是有原因的。首先，這個學派的創始者應該有其巨大的道德人格的魅力，能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公平、客觀地評判歷史，並對本民族的文化作出巨大的貢獻。孔子無疑做到了這一點。而在此學派的後續發展中，也需要後學中有影響力的人物對其創始人大力宣傳與弘揚，孟子尊奉孔子爲“集大成”的“至聖”，荀子稱五經備天地萬物之道，無疑爲此後董仲舒促進儒家經學成爲國教做好了必要的歷史鋪墊和理論論證。

最後是作爲歷史文化資源的經典(例如六經)，需要它本身具有巨大的詮釋空間。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看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雖然同爲儒學，同根柢於“六經”，但他們之間的思想仍然有很大的差別。這種差別可以理解爲詮釋者本人爲適應其時代所做的一種“詮釋性的創造”或“創造性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