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
1、看鏡有感
因爲翻衣箱，翻出幾面古銅鏡子來，大概是民國初年初到北京時候買在那裏的，“情隨事遷”，全然忘卻，宛如見了隔世的東西了。
一面圓徑不過二寸，很厚重，背面滿刻蒲陶，還有跳躍的鼯鼠，沿邊是一圈小飛禽。古董店家都稱爲“海馬葡萄鏡”。但我的一面並無海馬，其實和名稱不相當。記得曾見過別一面，是有海馬的，但貴極，沒有買。這些都是漢代的鏡子;後來也有模造或翻沙者，花紋可造粗拙得多了。漢武通大宛安息，以致天馬蒲萄，大概當時是視爲盛事的，所以便取作什器的裝飾。古時，於外來物品，每加海字，如海榴，海紅花，海棠之類。海即現在之所謂洋，海馬譯成今文，當然就是洋馬。鏡鼻是一個蝦蟆，則因爲鏡如滿月，月中有蟾蜍之故，和漢事不相干了。
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唐人也還不算弱，例如漢人的墓前石獸，多是羊，虎，天祿，辟邪，而長安的昭陵上，卻刻着帶箭的駿馬，還有一匹駝鳥，則辦法簡直前無古人。現今在墳墓上不待言，即平常的繪畫，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隻洋鳥，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個草書一個俗字麼?許多雅人，連記年月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國紀元。不知道是沒有如此大膽的藝術家;還是雖有而民衆都加迫害，他於是乎只得萎縮，死掉了?
宋的文藝，現在似的國粹氣味就燻人。然而遼、金、元陸續進來了，這消息很耐尋味。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爲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一到衰弊陵夷之際，神經可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彷彿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又必想一篇道理來掩飾，而國粹遂成爲孱王和孱奴的寶貝。
無論從那裏來的，只要是食物，壯健者大抵就無需思索，承認是吃的東西。惟有衰病的，卻總常想到害胃，傷身，特有許多禁條，許多避忌;還有一大套比較利害而終於不得要領的理由，例如吃固無妨，而不吃尤穩，食之或當有益，然究以不吃爲宜云雲之類。但這一類人物總要日見其衰弱的，因爲他終日戰戰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氣了。
不知道南宋比現今如何，但對外敵，卻明明已經稱臣，惟獨在國內特多繁文縟節以及嘮叨的碎話。正如倒黴人物，偏多忌諱一般，豁達閎大之風消歇淨盡了。直到後來，都沒有什麼大變化。我曾在古物陳列所所陳列的古畫上看見一顆印文，是幾個羅馬字母。但那是所謂“我聖祖仁皇帝”的印，是征服了漢族的主人，所以他敢;漢族的奴才是不敢的。便是現在，便是藝術家，可有敢用洋文的印的麼?
清順治中，時憲書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個字，痛哭流涕來劾洋人湯若望的偏是漢人楊光先。直到康熙初，爭勝了，就教他做欽天監正去，則又叩閽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數”辭。不準辭，則又痛哭流涕地來做《不得已》，說道“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然而終於連閏月都算錯了，他大約以爲好曆法專屬於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學不得，也學不好的。但他竟論了大辟，可是沒有殺，放歸，死於途中了。湯若望入中國還在明崇禎初，其法終未見用;後來阮元論之曰：“明季君臣以大統疏，開局修正，既知新法之密，而訖未施行。聖朝定鼎，以其法造時憲書，頒行天下。彼十餘年辯論翻譯之勞，若以備我朝之採用者，斯亦奇矣……我國家聖聖相傳，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設成心。即是一端，可以仰見如天之度量矣!” 《疇人傳》四十五
現在流傳的古鏡們，出自冢中者居多，原是殉葬品。但我也有一面日用鏡，薄而且大，規撫漢制，也許是唐代的東西。那證據是：一，鏡鼻已多磨損;二，鏡面的沙眼都用別的銅來補好了。當時在妝閣中，曾照唐人的額黃和眉綠，現在卻監禁在我的衣箱裏，它或者大有今昔之感罷。
但銅鏡的供用，大約道光咸豐時候還與玻璃鏡並行;至於窮鄉僻壤，也許至今還用着。我們那裏，則除了婚喪儀式之外，全被玻璃鏡驅逐了。然而也還有餘烈可尋，倘街頭遇見一位老翁，肩了長凳似的東西，上面縛着一塊豬肝色石和一塊青色石，試佇聽他的叫喊，就是“磨鏡，磨剪刀!”
宋鏡我沒有見過好的，什九並無藻飾，只有店號或“正其衣冠”等類的迂銘詞，真是“世風日下”。但是要進步或不退步，總須時時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異域，倘若各種顧忌，各種小心，各種嘮叨，這麼做即違了祖宗，那麼做又像了夷狄，終生惴惴如在薄冰上，發抖尚且來不及，怎麼會做出好東西來。所以事實上“今不如古”者，正因爲有許多嘮叨着“今不如古”的諸位先生們之故。現在情形還如此。倘再不放開度量，大膽地，無畏地，將新文化儘量地吸收，則楊光先似的向西洋主人瀝陳中夏的精神文明的時候，大概是不勞久待的罷。
但我向來沒有遇見過一個排斥玻璃鏡子的人。單知道咸豐年間，汪曰楨先生卻在他的大著《湖雅》裏攻擊過的。他加以比較研究之後，終於決定還是銅鏡好。最不可解的是：他說，照起面貌來，玻璃鏡不如銅鏡之準確。莫非那時的玻璃鏡當真壞到如此，還是因爲他老先生又帶上了國粹眼鏡之故呢?我沒有見過古玻璃鏡。這一點終於猜不透。
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
2、論“他媽的!”
論是誰，只要在中國過活，便總得常聽到“他媽的”或其相類的口頭禪。我想：這話的分佈，大概就跟着中國人足跡之所至罷;使用的遍數，怕也未必比客氣的“您好呀”會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說，牡丹是中國的“國花”，那麼，這就可以算是中國的“國罵”了。
我生長於浙江之東，就是西瀅先生之所謂“某籍”。那地方通行的“國罵”卻頗簡單：專一以“媽”爲限，決不牽涉餘人。後來稍遊各地，纔始驚異於國罵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連姊妹，下遞子孫，普及同性，真是“猶河漢而無極也”。而且，不特用於人，也以施之獸。前年，曾見一輛煤車的只輪陷入很深的轍跡裏，車伕便憤然跳下，出死力打那拉車的騾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
別的國度裏怎樣，我不知道。單知道諾威人Hamsun有一本小說叫《飢餓》，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並不見這一類話。Gorky所寫的小說中多無賴漢，就我所看過的而言，也沒有這罵法。惟獨Artzybashev在《工人綏惠略夫》裏，卻使無抵抗主義者亞拉借夫罵了一句“你媽的”。但其時他已經決計爲愛而犧牲了，使我們也失卻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氣。這罵的翻譯，在中國原極容易的，別國卻似乎爲難，德文譯本作“我使用過你的媽”，日文譯本作“你的媽是我的母狗”。這實在太費解，——由我的眼光看起來。
那麼，俄國也有這類罵法的了，但因爲究竟沒有中國似的精博，所以光榮還得歸到這邊來。好在這究竟又並非什麼大光榮，所以他們大約未必抗議;也不如“赤化”之可怕，中國的闊人，名人，高人，也不至於駭死的。但是，雖在中國，說的也獨有所謂“下等人”，例如“車伕”之類，至於有身分的上等人，例如“士大夫”之類，則決不出之於口，更何況筆之於書。“予生也晚”，趕不上週朝，未爲大夫，也沒有做士，本可以放筆直乾的，然而終於改頭換面，從“國罵”上削去一個動詞和一個名詞，又改對稱爲第三人稱者，恐怕還因爲到底未曾拉車，因而也就不免“有點貴族氣味”之故。那用途，既然只限於一部分，似乎又有些不能算作“國罵”了;但也不然，闊人所賞識的牡丹，下等人又何嘗以爲“花之富貴者也”?
這“他媽的”的由來以及始於何代，我也不明白。經史上所見罵人的話，無非是“役夫”，“奴”，“死公”;較厲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厲害，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贅閹遺醜″罷了!還沒見過什麼“媽的”怎樣，雖然也許是士大夫諱而不錄。但《廣弘明集》七 記北魏邢子才“以爲婦人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變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則頗有可以推見消息的地方。
晉朝已經是大重門第，重到過度了;華胄世業，子弟便易於得官;即使是一個酒囊飯袋，也還是不失爲清品。北方疆土雖失於拓跋氏，士人卻更其發狂似的講究閥閱，區別等第，守護極嚴。庶民中縱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並。至於大姓，實不過承祖宗餘蔭，以舊業驕人，空腹高心，當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護符，被壓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將他們的祖宗當作仇敵。邢子才的話雖然說不定是否出於憤激，但對於躲在門第下的男女，卻確是一個致命的重傷。勢位聲氣，本來僅靠了“祖宗”這惟一的護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毀，便什麼都倒敗了。這是倚賴“餘蔭”的必得的果報。
同一的意思，但沒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於“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媽的!”
要攻擊高門大族的堅固的舊堡壘，卻去瞄準他的血統，在戰略上，真可謂奇譎的了。最先發明這一句“他媽的”的人物，確要算一個天才，——然而是一個卑劣的天才。
唐以後，自誇族望的風氣漸漸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爲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等”的上下本該從此有些難定了，但偏還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進“上等”去。劉時中的曲子裏說：“堪笑這沒見識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頑劣。江湖伴侶，旋將表德官名相體呼，聲音多廝稱，字樣不尋俗。聽我一個個細數：糶米的喚子良;賣肉的呼仲甫……
開張賣飯的呼君寶;磨面登羅底叫德夫：何足云乎?!” 《樂府新編陽春白雪》三 這就是那時的暴發戶的醜態。
“下等人”還未暴發之先，自然大抵有許多“他媽的”在嘴上，但一遇機會，偶竊一位，略識幾字，便即文雅起來：雅號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譜也修了，還要尋一個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從此化爲“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輩一樣，言行都很溫文爾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聰明的，早已看穿了這鬼把戲，所以又有俗諺，說：“口上仁義禮智，心裏男盜女娼!”他們是很明白的。
於是他們反抗了，曰：“他媽的 ”
但人們不能蔑棄掃蕩人我的餘澤和舊蔭，而硬要去做別人的祖宗，無論如何，總是卑劣的事。有時，也或加暴力於所謂“他媽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機，而不是造運會，所以無論如何，也還是卑劣的事。
中國人至今還有無數“等”，還是依賴門第，還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遠有無聲的或有聲的“國罵”。就是“他媽的”，圍繞在上下和四旁，而且這還須在太平的時候。
但偶爾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驚異，或表感服。我曾在家鄉看見鄉農父子一同午飯，兒子指一碗菜向他父親說：“這不壞，媽的你嚐嚐看!”那父親回答道：“我不要吃。媽的你吃去罷!”則簡直已經醇化爲現在時行“我的親愛的”的意思了。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九日。
3、論睜了眼看
虛生先生所做的時事短評中，曾有一個這樣的題目：《我們應該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氣》(《猛進》十九期 。誠然，必須敢於正視，這纔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倘使並正視而不敢，此外還能成什麼氣候。然而，不幸這一種勇氣，是我們中國人最所缺乏的。
但現在我所想到的是別一方面——
中國的文人，對於人生，——至少是對於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我們的聖賢，本來早已教人“非禮勿視”的了;而這“禮”又非常之嚴，不但“正視”，連“平視”“斜視”也不許。現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體質，卻大半還是彎腰曲背，低眉順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馴良的百姓，——至於說對外卻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來的新說，還不知道究竟是如何。
再回到“正視”問題去：先既不敢，後便不能，再後，就自然不視，不見了。一輛汽車壞了，停在馬路上，一羣人圍着呆看，所得的結果是一團烏油油的東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會的缺陷所生的苦痛，雖不正視，卻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從他們的作品上看來，有些人確也早已感到不滿，可是一到快要顯露缺陷的危機一發之際，他們總即刻連說“並無其事”，同時便閉上了眼睛。這閉着的眼睛便看見一切圓滿，當前的苦痛不過是“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於是無問題，無缺陷，無不平，也就無解決，無改革，無反抗。因爲凡事總要“團圓”，正無須我們焦躁;放心喝茶，睡覺大吉。再說廢話，就有“不合時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學教授的糾正了。呸!
我並未實驗過，但有時候想：倘將一位久蟄洞房的老太爺拋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將不出閨門的千金小姐拖到曠野的黑夜裏，大概只好閉了眼睛，暫續他們殘存的舊夢，總算並沒有遇到暗或光，雖然已經是絕不相同的現實。中國的文人也一樣，萬事閉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瞞和騙。
中國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說作家早就感到了，他於是使一個才子在壁上題詩，一個佳人便來和，由傾慕——現在就得稱戀愛——而至於有“終身之約”。但約定之後，也就有了難關。我們都知道，“私訂終身”在詩和戲曲或小說上尚不失爲美談自然只以與終於中狀元的男人私訂爲限 ，實際卻不容於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離異。明末的作家便閉上眼睛，並這一層也加以補救了，說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經這大帽子來一壓，便成了半個鉛錢也不值，問題也一點沒有了。假使有之，也只在才子的能否中狀元，而決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
近來有人以爲新詩人的做詩發表，是在出風頭，引異性;且遷怒於報章雜誌之濫登。殊不知即使無報，牆壁實“古已有之”，早做過發表機關了;據《封神演義》，紂王已曾在女媧廟壁上題詩，那起源實在非常之早。報章可以不取白話，或排斥小詩，牆壁卻拆不完，管不及的;倘一律刷成黑色，也還有破磁可劃，粉筆可書，真是窮於應付。做詩不刻木板，去藏之名山，卻要隨時發表，雖然很有流弊，但大概是難以杜絕的罷。
《紅樓夢》中的小悲劇，是社會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較的敢於實寫的，而那結果也並不壞。無論賈氏家業再振，蘭桂齊芳，即寶玉自己，也成了個披大紅猩猩氈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這樣闊斗篷的能有幾個，已經是“入聖超凡”無疑了。至於別的人們，則早在冊子裏一一註定，末路不過是一個歸結：是問題的結束，不是問題的開頭。讀者即小有不安，也終於奈何不得。然而後來或續或改，非借屍還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當場團圓”，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癮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騙局，還不甘心，定須閉眼胡說一通而後快。赫克爾EHaeckel 說過：人和人之差，有時比類人猿和原人之差還遠。我們將《紅樓夢》的續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較，就會承認這話大概是確實的。
“作善降祥”的古訓，六朝人本已有些懷疑了，他們作墓誌，竟會說“積善不報，終自欺人”的話。但後來的昏人，卻又瞞起來。元劉信將三歲癡兒拋入醮紙火盆，妄希福，是見於《元典章》的;劇本《小張屠焚兒救母》卻道是爲母延命，命得延，兒亦不死了。一女願侍痼疾之夫，《醒世恆言》中還說終於一同自殺的;後來改作的卻道是有蛇墜入藥罐裏，丈夫服後便全愈了。凡有缺陷，一經作者粉飾，後半便大抵改觀，使讀者落誣妄中，以爲世間委實儘夠光明，誰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有時遇到彰明的史實，瞞不下，如關羽岳飛的被殺，便只好別設騙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飛;一是死後使他成神，如關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報更滿人意，所以殺人者不足責，被殺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們各得其所，正不必別人來費力了。
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爲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着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墮落着，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在事實上，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想光復舊物，而只去讚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羣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兇，自衛，卻只顧歌詠那一羣烈女。彷彿亡國遭劫的事，反而給中國人發揮“兩間正氣”的機會，增高價值，即在此一舉，應該一任其至，不足憂悲似的。自然，此上也無可爲，因爲我們已經借死人獲得最上的光榮了。滬漢烈士的追悼會中，活的人們在一塊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罵，也就是和我們的先輩走着同一的路。
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這是互爲因果的，正如麻油從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倘以油爲上，就不必說;否則，當參入別的東西，或水或礆去。中國人向來因爲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
現在，氣象似乎一變，到處聽不見歌吟花月的聲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鐵和血的讚頌。然而倘以欺瞞的心，用欺瞞的嘴，則無論說A和O，或Y和Z，一樣是虛假的;只可以嚇啞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謂批評家的嘴，滿足地以爲中國就要中興。可憐他在“愛國”的大帽子底下又閉上了眼睛了——或者本來就閉着。
沒有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4、戰士和蒼蠅
Schopenhauer說過這樣的話：要估定人的偉大，則精神上的大和體格上的大，那法則完全相反。後者距離愈遠即愈小，前者卻見得愈大。
正因爲近則愈小，而且愈看見缺點和創傷，所以他就和我們一樣，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異獸。他仍然是人，不過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偉大的人。
戰士戰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嘬着，營營地叫着，以爲得意，以爲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但是戰士已經戰死了，不再來揮去他們。於是乎蒼蠅們即更其營營地叫，自以爲倒是不朽的聲音，因爲它們的完全，遠在戰士之上。
的確的，誰也沒有發見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傷。
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
去罷，蒼蠅們!雖然生着翅子，還能營營，總不會超過戰士的。你們這些蟲豸們!
三月二十一日。
5、導師
近來很通行說青年;開口青年，閉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論?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還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進的。
要前進的青年們大抵想尋求一個導師。然而我敢說：他們將永遠尋不到。尋不到倒是運氣;自知的謝不敏，自許的果真識路麼?凡自以爲識路者，總過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態可掬了，圓穩而已，自己卻誤以爲識路。假如真識路，自己就早進向他的目標，何至於還在做導師。說佛法的和尚，賣仙藥的道士，將來都與白骨是“一丘之貉”，人們現在卻向他聽生西的大法，求上升的真傳，豈不可笑!
但是我並非敢將這些人一切抹殺;和他們隨便談談，是可以的。說話的也不過能說話，弄筆的也不過能弄筆;別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則是自己錯。他如果能打拳，早已打拳了，但那時，別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斗。
有些青年似乎也覺悟了，我記得《京報副刊》徵求青年必讀書時，曾有一位發過牢騷，終於說：只有自己可靠!我現在還想斗膽轉一句，雖然有些殺風景，就是：自己也未必可靠的。
我們都不大有記性。這也無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國。記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壓死了;只有記性壞的，適者生存，還能欣然活着。但我們究竟還有一點記憶，回想起來，怎樣的“今是昨非”呵，怎樣的“口是心非”呵，怎樣的“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呵。我們還沒有正在餓得要死時於無人處見別人的飯，正在窮得要死時於無人處見別人的錢，正在性慾旺盛時遇見異性，而且很美的。我想，大話不宜講得太早，否則，倘有記性，將來想到時會臉紅。
或者還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較爲可靠罷。
青年又何須尋那掛着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闢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問什麼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麼烏煙瘴氣的鳥導師!
五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