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下的母親鄉下的樹的散文

那天下班回到我們吃飯的地方，看見她眼淚汪汪地坐在那裏發呆，我嚇了一跳，問她怎麼了？她說：“我剛剛跟阿忠他爸打電話了。”“嗯，說什麼呢？”“他說他很想我跟阿忠。”她擡起頭可憐巴巴地看着我，小疙瘩似的鼻尖上紅通通一片。我問她怎麼回答的，她垂下頭，顯得很傷感，半天才說：“我說我也好想你呀，我們也好想你呀！”她把那個“你”咬得很重，後面的“呀”卻拖了個長長的尾腔，說着，她又眼淚汪汪地看着我，“我女兒前幾年就出嫁了，我跟阿忠又在這裏，家裏就剩他一個人了，沒人陪他吃飯。”說到這裏，她幾乎要嗚咽出聲了。我想笑笑，但突然又很想哭。她已經五十歲了，因爲唯一的兒子阿忠在我們公司上班，三個月前，她一個人千里迢迢從雲南鄉下的老家坐了幾天火車到了這裏。老闆看她年紀大了，開始很不願意招收她進來。後來她告訴我，之所以鼓那麼大的勇氣一個人出遠門，有兩條理由：第一，阿忠二十出頭了，該娶媳婦了，老家很窮，很難娶親，所有她必須從外面幫阿忠找一個姑娘帶回家去；第二，結婚肯定要錢，還要修房子，但阿忠年輕人從來不知道攢錢，她幫他一起攢錢並順便照顧他。她這兩條理由我覺得十分充足，大概她也是拿這個來說服老闆同意她留下來當一名包裝女工的。

我們是幾個人一起吃飯的，一般誰有時間誰做飯。但她從來不做，說自己不會炒菜。一個農村來的家庭主婦，操持了大半輩子農活，不會做飯，這話我們都不信，但大家都是年輕人也就沒法跟她計較。有一次就我們兩人在家，看着那些排骨和肉，她搶過去洗白菜，我暗暗發笑，雖然我也不擅長做飯，但沒法跟她爭，於是佯裝生氣地切肉。她十分殷勤地洗蒜洗辣椒。還格外討好我說：“小王，今年到我們雲南去過年吧？我做我們雲南的過年菜給你吃，保準你喜歡。你看我們雲南多好呀多美呀！”她每次說話習慣用“我們雲南怎麼怎麼樣”來開頭，還喜歡用歌詠式的感嘆語，說到雲南的好處時還通常附帶上對溫州的不屑一顧的神態，這讓她的身上保持了一種奇特的高傲和自尊出來。

剛來的時候，她拘謹畏縮，又黑又瘦，小小的乾癟的個子，很不起眼。但她頭上卻扣着一個貝雷帽，給她那一身樸質氣質增加了一點現代氣息和酷酷的味道。這個帽子她說是出門前女兒給買的，她從來不願意摘下來。帽子在外面可以擋太陽，在室內則顯得非常熱。有人勸她時，她一邊搖頭一邊連聲說很好啦很好啦不熱啦。

她做什麼事都喜歡獲得別人的聲援和贊同，每次她發表什麼意見都要問問：“小王，我們做不做？我們不去噢？”她喜歡用這個“我們”，這能讓她在這塊她完全陌生的土地上找到一種認同感和歸屬感。對於這個她剛接觸不久的地方，她是用整個身心來融入的，這個融入羣體的過程對於她來說，異常辛苦異常艱難。在她的內心深處很有一種隱藏的恐懼感，有時候走在路上，大車經過時路面會有一陣顫動，這讓她感到害怕，她不止一次心驚膽顫地說：“小王，你說我們走的地方下面真的是土嗎？像我們雲南那種硬扎的土？不會是空的吧，我們不會掉下去吧？”她來那麼久了，對於她站着的地方，她的感覺還是那麼不真實，還是難以讓她產生信任感和安全感。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爲這個原因，她總不肯摘下她那個看起來唯一跟現代城市生活氣味接近的帽子，這也許可以讓她找到一點點慰藉和依靠，這也許是她爲了兒子而融入新生活所作的一點努力。但無論她怎麼努力，她的血液裏她的靈魂裏都打上了深深的鄉土烙印，那個烙印的中心在雲南。那種根植於骨髓裏的氣味和印跡她是沒辦法也沒能力移除的。這讓我總覺得她就是一棵鄉下的樹，剔除了泥土被移植進了城市，可是，誰能移除掉自己的根呢？誰又能沒有根在異地生存呢？

離鄉背井，涌向城市，追求新生活，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已經是稀鬆平常的一件事了。反正每到過年的時候，那種來於家的故鄉的奇特吸引力會從每個城市裏的各個角落裏一一收集我們散落在異鄉的魂魄，並將我們打包裝上列車，經過車廂裏的擠壓發酵，經過幾天幾夜時間的炒作醞釀，最後到達鄉村。再將我們從一些縣城和市鎮那骯髒吵鬧喜慶的小車站裏一車車地傾倒在農舍裏、豬圈裏、雞籠裏、牛欄裏、小河裏，田埂上，傾倒在母親的心窩裏。但這些殘酷的遷移運動自古都是由年輕人來進行的呀！因爲年輕人是沒有故鄉沒有鄉愁的，他們永遠在路上，他們的靈魂永遠是躁動的。可我眼前的卻是一位母親，母親難道不是應該坐在家門口的小院子裏，燃起炊煙納着布鞋等待着那些飛出去的候鳥們再撲楞楞飛回來，回到他們溫暖的巢穴裏，填滿母親空蕩蕩的心房麼？

想起這些，我炒菜的步驟終於忙亂地不成章法起來，她在旁邊看着，開始默不作聲，最後終於忍不住了指點我：“你應該滴點醬油進去，然後再倒點點水蓋上燜一下。我笑她：“阿姨，你不是不會做菜麼？阿忠教給你的呀？”她很懊惱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腦袋，黑瘦的臉上緋紅一片，嘀咕着說：“我不愛動那肉，油膩膩地粘在手上不舒服。在家裏，阿忠他爸從來不讓我動手的”說完，一副很委屈的樣子。這讓我很輕易地就原諒了她的狡黠和偷懶的伎倆，甚至在心裏爲她的委屈而心疼，而感到歉意。是的，這種委屈本該不是她承受的，她本該好好地呆在她那個貧窮但安寧的農家小院裏喂幾隻雞呢，她不愛做的事情有她的丈夫來做。我突然有點鼻酸，這種委屈，究竟是誰帶給我們的母親的.？

她不會說普通話，除了簡單點的單詞，複雜一點的句子就不大會說了，於是常常說了幾個字後接下來就憋在那裏不吭聲了，有時候急得抓耳撓腮。但她的傾吐願望又那麼強烈，於是煩躁起來會說出一大串雲南話，看着我們一臉茫然的樣子，她會大笑，好像發泄似的。她站在鍋臺邊指點着我炒菜，冷不丁雙手合攏朝我做了一個擁抱的姿勢，說：“小王，我們雲南，好美！好大的太陽好大的月亮好大的星星好大的水。”這串極其誇張的話，她表達得出奇地流利清澈。雲南鄉下的那個老家，那個付出了無數辛勞苦累的地方是她生兒育女的地方，也許沒離開家，她沒覺察出那塊泥土地有那麼的好，可一旦離開後就覺得那裏簡直是一個天堂。這種認知促使她的語言能力暫時超越了她的本能，可那個天堂卻是她自己執意離開的。見我停下鍋鏟聽得認真，她愈加得意，知道我終於從她不做飯的氣惱中走了出來，於是格格笑了起來。是的，她喜歡格格地笑，那笑聲很清脆很出塵很無垢很澄澈，像小姑娘一般天真嬌憨。

她的笑聲通常都讓人覺得她很快活，在她眼裏世上一切都是可樂的事情。但她表現得再快樂也消除不了她眼角那一點憂鬱的神色。有時候她懨懨地不想吃飯，勸她時，她會莫名其妙地說：“我想那頭小豬仔了，不知道阿忠他爸把它養到多大了？”有時候，她吃着飯時會突然冒出來一句：“我們家那個板栗樹下有一個古怪的東西，阿忠你還記得吧？”她神色莊重地側頭問兒子，“是一塊石頭，它居然長成這樣這樣。”她索性放下碗筷在飯桌上比劃了起來。往往在這時，阿忠都顯得很不耐煩：“哎喲，媽，叫你別來你偏來，你還是回去吧。”阿忠每次一說她，她就趕快住嘴了，她生怕兒子逼她回家。即使她那個家那麼好，她生活的那麼自在自足，她想家想得生病想得吃不下飯，外面的世界讓她多麼地緊張不適應，她還是不願意回去。因爲在那裏她看不到她兒子，而阿忠娶媳婦和修房子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大事，天塌下來也許她不會關心，但阿忠身上一點細微的變化都逃不過她的眼睛，她對兒子的感情跟天下所有母親一樣，沉溺盲目。

阿忠在車間擔任一個小組長，喜歡抽菸喝酒，常常跟一般小年輕們出去玩，有時候大半夜不回來。這讓她焦慮，時刻處在提心吊膽中。但阿忠太年輕了，根本不能很好地體會一個做母親的全部心思，因此行爲上常常超出了她的理解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只要阿忠一不在她的視線裏，她就會變得很慌亂，到處去找，到處問人：“你看見我阿忠沒有？阿忠昨晚喝酒了嗎？你們不要讓阿忠喝酒呀！他早飯也不好好吃，現在阿忠越來越瘦了，可怎麼辦？”一位母親看着兒子那種憂心忡忡手足無措的樣子實在讓人心酸，這個做兒子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讓母親那顆時時高高吊起的心可以安放下來，也許永遠也放不下來，只要她有一個兒子，她的一顆心就永遠是懸吊着的，就像那永遠傾注在兒子身上的目光一樣，在兒子身上左右搖擺着，她沒有自己，她忘了她自己。“我們阿忠是吃過苦頭受過委屈的孩子，高中時爲了讓姐姐順利讀完中專，自己悄悄退學了，小小年紀就出來打工，一個孩子跑那麼遠來討生活，我想起來就爲我們阿忠感到心痛，他真是吃過苦頭受過委屈呀！”她跟旁人聊天時常常抑制不住要說起兒子來，滿眼濃郁的憐愛之情，每一句話每一顆字裏面都灌注了一個母親的愛，飽滿、盈實，聽在心裏是沉甸甸的感覺。

看到她，讓我常常想起自己的母親，因爲擔心我，有時候在電話裏也會小心翼翼地試探我：“跟你們老闆說一下，要不我也來你們公司幹活吧？”母親的念頭讓我心驚肉跳，於是我毫不留情地壓制了它。有一次忙累了一天，回到住處後連飯都沒吃就倒在牀上沉沉睡去了，到半夜時接到家裏的電話，電話裏母親說：“天氣預報裏說你們那裏天天下雨，帶給你的臘肉沒長黴斑壞掉吧？我想起來就睡不着覺了，你一定要記得儘快炒了吃呀。”我怪母親就爲這點事吵了我睡覺，她在電話那頭顯得很歉意，過一會她問：“家裏那株山茶花樹你還記得嗎？那年我們從山下移植下來的時候，你不是還擔心它種不活嗎？前兩年它還瘦瘦巴巴的，沒有一點精神，可這幾天它都開花了，又大又紅的花。”山茶樹能從山上移植到山下農家小院裏，吐出繽紛的花朵來，鄉下的母親們呢？她們，多像一棵遭到移植的樹，爲了兒女的生活，從山下移植到山下，從鄉下移植到城市，即使沒有了根，也要拼出勇氣把全部的自己從厚實溫暖的泥土中移植進異鄉人的夢裏，頑強地固執地生存下去，努力讓自己重新開出花朵來。放下電話，我怔怔發愣，突然想起來了她，今年她跟阿忠都沒來上班，大概是在家裏修新房子吧，他們家板栗樹下那塊古怪的石頭再也不用擔心會被人遺忘了吧？她，終究又做回了樹吧，緊緊依附着土地，守護着自己的根和兒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