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篇復興散文-美麗中國
復興散文篇一：美麗中國(散文)
我們用正能量托起堅硬而美麗的翅膀，翱翔於中華民族復興之蔚藍長空；我們高高揚起理想、信念之帆，長風破浪，去圓炎黃子孫百年之中國夢；我們用勤勞的雙手和充滿智慧的大腦，去開拓我們的事業，建成小康社會，建成美麗中國！
我們去深山老林，草原雪域，我們去都市鄉村，湖畔河灘，我們去南海，香格里拉，我們去白雪皚皚的大興安嶺，去杜鵑花盛開的井岡山和茶葉十里飄香的大別山，我們去鄉村小學，去鄉村衛生室，去長三角，珠三角，環勃海&&我們去祖國的各個角落，尋找最美麗的教師，最美麗的鄉村醫生，最美麗的戰士，最美麗的工人，最美麗的市民&&去尋找感動中國最可敬可愛可親的人，去發現他們閃光的思想，閃光的靈魂，閃光的行爲，閃光的足跡！
鑄就美麗中國需要成千上萬，不畏艱險，不怕流血錚錚鐵漢和無數爲之奮鬥的人們。要圓中國夢，讓中國這條龍騰飛，實現美麗中國的夙願，需要幾代人的共同努力和爲之奮鬥終身；需要我們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前行；需要我們奉獻青春年華，謳心瀝血，竭盡全力乃至整個生命。我們接過父輩的接力棒，到我們年邁時，我們又把接力棒傳遞給自己的兒女，一代代相傳&&
美麗中國是一幅五彩斑斕的壯美妖嬈畫卷；是一曲雄渾跌宕起伏的交響樂；是藍天，白雲，陽光，銀灘，大海和弄潮兒；是農民犁下耕耘的串串希望；是孩兒淺淺的酒渦裏盛滿天真的童話故事；是詩人筆尖下散發情感的濃濃墨香；是從沃土裏鑽出來的點點星星的鵝黃嫩芽；是梧桐樹勃發的生命的綠色；是人和人之間，人和環境之間，人和自然之間，生命與生命之間交匯融合。人們享受美好的生活，人們在廣場上跳着幸福快樂的舞，唱着歡樂的歌；人們在大劇院愉悅地看黃梅戲，越劇，京戲；人們享受着旅遊的愜意，享受陽光，享受海風，享受美味的海鮮，享受着新鮮的空氣；人們在寬敞明亮的新房裏看電視，玩電腦，享受天倫之樂；人們在各自的崗位上舒心地工作，錢袋一年比一年鼓；人們在百貨大樓精心挑選自己喜愛的商品；人們手拿着mp3，聽着歌曲散步在城市的綠花帶；人們和諧相處，臉上漾溢着幸福的微笑&&
呵，道路決定命運，我們唱着走進新時代的歌，豪邁、堅定地走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上；我們清楚道路悠長而曲折，一路上伴隨我們的不是鮮花美酒，而是風風雨雨，坎坎坷坷，前行的道路不會是一片坦途，但我們會義無反顧地走下去，百折不饒地走下去，一代代走下去，前方就一定會一片光明，炎黃子孫就一定會圓中華民族之復興夢，美麗中國就一定會展現在我們的眼前！
復興散文篇二：現當代散文賞析
現當代散文欣賞中國的文學、文化博大精深，徜徉其中，時時都會感到它的豐美和璀璨；深入其中，則會在學識、修養，乃至氣質上得到薰陶、冶煉和熔鑄。一、什麼是現當代散文現、當代散文，是一個歷史的範疇。現代散文，是指由“五四”到建國這30年間的散文創作；當代散文，則是指開國後至今天的散文創作。
中國現代散文，發端於偉大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郁達夫曾說：“五四運動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現。”正是這種“發現”，溝通了我國新文學和世界現代文學的精神聯繫，奠定了“自我”在現代散文中的主體地位，激活了“散文的‘心’”，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散文的寫作從此變得面貌一新：不僅“白話”替代了“文言”，在文字媒體的使用上完成了一次全新的轉換；而且，由“代聖賢立言”變成“表現自己”，從內容記寫上實現了和世界文學的同步對接；同時，由“文章”上升爲“文學”，則又極大地提升了散文的審美品位。現代散文石破天驚般地輝煌發展與巨大業績，是繼先秦諸子“百家爭鳴”之後中國散文史上又一次思想、文體的大解放、大突破!
當代散文，在“十七年”（１９４９－１９６６）期間，由於“頌”的抒情基調的確立，同時，也由於寫作“主體”的被置換(“自我”被“工農兵新人”所置換)，散文似乎是有“得”有“失”，但實際在個性和藝術表現上都呈現了嚴重滑坡的趨勢。新時期，在“三中全會”改革開放精神滋潤下，散文在靜悄悄中“魂兮歸來”，真正實現了和現代散文的精神銜接。90年代散文，更以新的探索態勢，開拓着新世紀“中華散文”偉大復興的前程!二、現當代散文特點
１、以“我”爲主。在散文裏，“我”(真實而獨特的寫作“主體”)居於極其重要的地位。鬱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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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說：“現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徵，是每一個作家的每一篇散文裏所表現的個性，比從前的任何散文都來得強”可以這樣說：散文，是一種最適合抒寫作者主觀情感、心靈的文學形式。它是一種“自我”的文學，“個性”的文學!
巴金，在總結他自己寫散文的“經驗”時說道：“我自己有一種看法，那就是我的任何一篇散文裏都有我自己。”魯迅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等，就是以“我”爲主的散文名篇——作者真實“自我”的個性，特別是其思想感情、內心波動、情緒變化、心理體驗等，都被表現得具象而生動，使“我”成爲全文“表現”的主角；此外，而《背影》等散文，“我”雖非主角但有很深的介入，是一個重要人物；魯迅的《“友邦驚詫”論》(雜文)、汪曾祺的《衚衕文化》(隨筆)等，也還有個一切皆“着我之色”的問題——不管情況如何，“無我”是斷不可取的!
所謂“散文筆調”，其實正是以“我”爲主角、以第一人稱娓娓“告白”的親切口吻所寫出的敘述文字。有“我”是其靈魂!因此，欣賞散文，看其是否真的寫出了鮮明的自我個性，是很要緊的。
２、因“實”出“虛”散文是一種“實”“虛”結合、因“實”出“虛”的藝術。所謂“實”，指的是顯示生活中人、事、物、景等真實的客觀外物。寫作主體(我)生活在社會現實裏，處身於這些人、事、物、景的實生活環繞之中，他自然會有所觀照、感應，並生出一系列的“生理—心理”反映。因此，在散文中寫出這樣激活主體精神“映射”的實生活來，就顯得很有必要：它實在是營造作品精神家園不可或缺的基石，是構築整個情感大廈必不可少的鋪墊。
在散文的“實生活”層面上，作者所做的是生活運動。在這裏，真實是絕對的要求。其記寫應準確無誤，取信後世，力戒虛構編織，矯情僞飾。散文的這種紀實性，是這種文體和讀者之間千百年來所達成的一種信任默契，是不可率性改動的。
散文需要寫“實”，但寫“實”並非終極目的。散文的真正作意或精神是在鋪墊好這些基石後，向情感、精神等“形而上”的領域大膽進發，構建出一個精神或心靈的大廈!而這即是寫“虛”。
寫“虛”，可向兩方面發展：一是在“人與社會”的關係上着力，走客觀、向外的路，重哲理感悟，求思想深邃，以理智的深刻、明澈取勝——雜文、隨筆等走的即是此路；二是在“人類自身”的觀照上着力，走主觀、向內的路，主“情”，重人性開掘，求心靈淨化，以情感的明淨、深沉動人——藝術散文走的即是此路。
雜文和隨筆是極其親近的兩姊妹：它們都是說理性散文，重哲理，崇個性，富理趣，有文采等，二者都是共同的。其區別僅爲：在取材上，雜文“硬”些，多爲抨擊時政、鍼砭時弊之論，戰鬥色彩強烈；而隨筆則“軟”些，多爲逸聞舊事、風花雪月之談，文化意蘊深厚；蟎蟲天敵在筆調上，雜文十分犀利，善“取類型”“畫眼睛”，且常以“寸鐵殺人”，僅以一擊即制強敵於死地，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被譽爲“投槍、匕首”，而隨筆則“軟”些，較爲閒適，常取即興的“絮語”筆調，隨心而談，無所拘礙，見個性、浮神情，從容不迫，溫文爾雅，不失“紳士”風度，被尊爲“美文”或譏爲“小擺設”；在語言色彩上，雜文辛辣，擅長諷刺，讀之使人解氣，而隨筆愜意，推崇幽默，讀之使人解頤。總之，二者的共同性大於差別性。也可以這樣說：雜文是硬性的隨筆；而隨筆則是軟性的雜文。雜文業已獨立，隨筆亦應隨之。
復興散文篇三：散文發展
因爲選編《20世紀中國散文經典》一書,又重新考慮了有關中國現代散文發展的一些問題。對此,我原在《文學評論》已寫過《世紀之交:對“散文”發展的回顧與思考》(見1997年2期)一文;現在舊題重作,感到還是有些未說的“新話”值得一說。
一
我想依據個人的淺顯理解,結合中國現代散文演進的大體情況,作一如下演繹:
(1)1901—1917年的世紀初期,那時還以儒家文化爲“正統”,但這一時期,人心思“變”,新思潮如春雷滾動,舊勢力似大廈將傾。特別是梁啓超“筆鋒常帶感情”的'報章“新文體”影響一時!這期間由於“傳統文化”仍是主流,故是謂“正”。
(2)1917—1927年,是“新文學”的第一個十年,又稱“五四文學”,是現代散文的發軔期。敘事、抒情、議論等不同寫法,勁健、含蓄、諷刺等不同流派的散文,都得到了全方位的發展和展示。其中,魯迅是文壇泰斗,在雜文、回憶散文(《朝花夕拾》)、散文詩(《野草》)等多方面都堪稱大師,而周作人
心不旁騖、鍾情小品,在隨筆寫作上高人一籌:周氏二兄弟雙峯並峙,二水分流,是當時文界的最大亮點;其他還有冰心、朱自清等“文學研究會”諸家散文;郁達夫、郭沫若等“創造社”諸家散文;“語絲”派(如孫伏園、孫福熙等)及“現代評論”派(如徐志摩、陳西瀅等)諸家散文等,誠可謂羣星璀燦。
(3)1927—1937年,是“新文學”的第二個十年,也稱“左翼文學”,是現代散文的收穫和轉折期。1934年“小品年”的走紅及稍後《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集》(周作人編了“一集”、郁達夫編了“二集”)的問世,標誌了它基礎的奠定和成果的豐碩。魯迅和“魯迅風”雜文(如瞿秋白、唐弢、聶紺弩等)領袖文壇;林語堂等的幽默閒適小品熱鬧一時;“京派”諸家(何其芳、沈從文等)以及“開明”同人(豐子愷、葉聖陶、夏丐尊等)的散文,也爭奇鬥妍、格調各異。但此間文壇“左”的傾向,不僅給當時也給後來帶來了深重影響。
(4)1937—1949年,是現代文學的第三個十年,也稱“抗戰文學”或“延安文學”。
這一時期,“把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的“工農兵文學”,的確開了文學的新生面!客觀、向外的通訊、報導等敘事文體,發展順利;而主觀、向內的抒情文體——詩歌與散文,則受到了當時總體氛圍的嚴重抑制。儘管如此,上一時期就很活躍的茅盾、巴金、李廣田等又有新作,陸蠡、麗尼和蕭紅、張愛玲等新秀也寫出了一些很有新意的作品。上述四個時段除第一時段爲“正”外,其餘三個時段都爲“反”:反封建(正統),反傳統(文化)。事情看得很清楚:整個20世紀,都可以說是中國向西方學習的世紀。自“文學革命”後,各文體文學的創作(包括散文),均採取了“反”傳統的文化態勢!特別是它對“漢字”落後、“文言”反動(“文學革命”最基本的觀念就是“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①,而“文言文”即爲“死文字”;“國語運動者”甚至連“漢字”也視爲“死文字”)的偏激認識,和要掃蕩“桐城謬種”(散)、“選學妖孽”(駢)的過激口號,現在看來肯定是有問題、不妥當的。這種偏執,當然會給創作帶來一些負面影響;但作爲一個“運
動”的總體評價,“五四”作爲一次空前的“文化革命”,肯定有它“絕對化”、“形而上”的地方;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使命,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時代侷限,“五四”運動的領導人物,以“啓蒙”、“救國”的空前熱忱和“民主”、“科學”的現代精神作爲雙翼,第一次全面啓動了中國“現代化”的偉大進程,推着中國文學往前走!這無論如何都功不可沒!歷史的這一頁,已然翻過。我們既不能用今天的認識去翻過去的案;同時,我們也不能不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去對它進行認真的歷史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