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中的八股

　　八股文中的八股：破題承題 起講 入手 起股 中股 後股 束股

　　簡介：

八股文(英譯:stereotyped writing;eight-legged essay)，是明清科舉考試的一種文體，也稱制義、制藝、時文、八比文。

八股文就是指文章的八個部分，文體有固定格式:由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題目一律出自四書五經中的原文。後四個部分每部分有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合起來共八股。舊時科舉，八股文要用孔子、孟子的口氣說話，四副對子平仄對仗，不能用風花雪月的典故褻瀆聖人，每篇文章包括從起股到束股四個部分。

八股文最初是寫議論文章的一種推薦格式，本身無好壞之分。但後來由於科舉考試規定必須採用這個格式，就遭到了很多知識分子的反對。八股文就成了古代科舉制度弊端的替罪羊。同時八股文的題目出自《論語》和《孟子》，新意不足，甚至有割裂原句拼湊出題目的現象。更有甚者，一次出題的題目只有標點，全爲了難爲大多數考生。

　　基本介紹：

八股文也稱“時文”、“制藝”、“制義”、“八比文”、“四書文”，是明朝考試製度所規定的一種特殊文體。八股文專講形式、沒有內容，文章的每個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裏面，連字數都有一定的限制，人們只是按照題目的字義敷衍成文。

明清科舉考試製度所規定的文體。每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後四部分是正式議論，中股是全篇重心，在這四段中，都有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文。

　　起源：

顧炎武《日知錄·試文格式》詳細說明了八股文的起源、格式和演變情況：“‘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明憲宗)成化(1465—1487)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故今 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爲多，此宋人相傳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爲何而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攄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時事，以後功令並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至萬曆中，大結止三四句，於是國家之事，罔始罔終，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見於應舉之文矣。”

八股文濫觴(làn shāng)於北宋。王安石變法，認爲唐代以詩賦取士，浮華不切實用，於是並多科爲進士一科，一律改試經義，文體並無規格。元代科舉考試，基本沿襲宋代。明代洪武元年(1368)，詔開科舉，對制度、文體都有了明確要求。不過寫法初無定規。成化年間，經王鏊、謝遷、章懋等人提倡，逐漸形成比較嚴格的程式。此後一直沿用下來，由明中期開始一直到整個清代，都必須採用八股文作答，直到戊戌變法後，才隨着科舉考試的停止而廢除。

八股文每篇文章均按一定的格式、字數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破題是用兩句話將題目的意義破開，承題是承接破題的意義而說明之。起講爲議論的開始，首二字用“意謂”、“若曰”、“以爲”、“且夫”、“嘗思”等開端。“入手”爲起講後入手之處。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纔是正式議論，以中股爲全篇重心。在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題目主要摘自四書、五經，所論內容主要據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不得自由發揮、越雷池一步。一篇八股文的字數，清順治時定爲550字，康熙時增爲650字，後又改爲700字。八股文注意章法與格調，本來是說理的古體散文，而能與駢體辭賦合流，構成一種新的文體，在文學史上自有其地位。但從教育的角度而言，作爲考試的文體，八股文從內容到形式都很死板，無自由發揮的餘地。不僅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極大的束縛，而且敗壞學風。

八股文的產生經過漫長的歷史過程。歷代學者多數認爲，它濫觴於北宋的經義。經義是宋代科舉考試的一種文體，以經書中的文句命題，應試者作文闡明其中義理。宋代的經義雖無固定的格式，但在代聖人立言這點上，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雛形。經義後來吸收了南宋以後的散文和元曲的一些成份，到明初被確定爲一種獨立的八股文體，成化以後逐漸形成比較嚴格的程式，遂演變成爲一種僵死的官僚式文體。

光緒二十八年(1902)，廢八股，鄉、會試雖尚有四書義、五經義，文章格式已不受限制。

光緒三十一年(1905)，袁世凱、張之洞上《立停科舉以廣學校並妥籌辦法》摺，得到諭允，於是，有着七百年曆史的`八股文壽終正寢。從此，它被世人視之如敝屣、糞土,不屑一顧。事實上，八股文在歷史上也曾有過輝煌的一頁，也傳下不少至今仍不失其嫵媚的作品。甚至有的批評家認爲：“有明二百七十年，鏤心刻骨於八股，如胡思泉、金正希、章大力數十家，洵可繼楚騷、漢唐詩、元曲，以立一門戶。”(焦循《易餘龠錄》)誠然，明代的詩文詞賦都不足與異代抗衡，唯有八股文才是獨領風騷。

明代八股文能興盛於一時，既屬時代的召喚，也得之文化的積澱。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說：“明初八股文漸盛，這卻在文壇上放一異彩，本是說理的古體散文，乃能與駢體詩賦合流，能融入詩詞的麗語，能襲來戲曲的神情，實爲最高希有的文體。”在有明三百年中，八股文名家輩出，如王鏊、錢福、唐順之、歸有光、金聲、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俞長城《百二十名家稿》說：“制義之有王守溪(鏊)，猶史之有龍門(司馬遷)，詩之有少陵(杜甫)，書法之有右軍(王羲之)，更百世而莫並者也。”王鏊的作品對後世影響很大，明、清士人無不奉之爲圭臬，幾至家有其書。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寫蘧公孫的女兒，“十一二歲就講書、讀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讀的滾瓜爛熟”。女孩子尚且如此，士人更不用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