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天文學並不是僞科學

蘇州石刻天文圖

中國古代天文學曾取得了輝煌成就，與數學、醫藥學、農學一道被譽爲中國古代四大科學。不過在近年的科學史研究中，卻流行着一種簡單否定中國古代天文學成就的風氣。比如有學者說，中國古代天學（即天文學）不是一種自然科學，出自探索自然奧祕的好奇心的人，但在古代中國迄今尚未發現，史料上也找不到支持這種情形的證據。還有學者認爲，中國古代天文學是爲皇權政治服務的，是政治占星術，而不是科學。

無獨有偶，這種認識在國外學者中也曾經頗有市場。例如，法國學者馬伯樂認爲，中國天文學的歷史很短，直到公元前五、六世紀，中國天文學還沒有產生。還有外國學者說：中國歷史雖然長，但天文學簡直沒有在中國發生過。也有學者甚至認爲：這是一個從來不曉得把自己提高到最低水平科學推理的民族他們是迷信或占星術實踐的奴隸中國人並不用對自然現象興致勃勃的好奇心去考察那星辰密佈的天穹，以便徹底瞭解它的規律和原因，而是把他們那令人敬佩的特殊毅力全部用在對天文學毫無價值的胡言亂語方面，這是一種野蠻習俗的悲慘後果。

對以上看法，筆者不敢苟同。中外歷史上的天文學都曾經與哲學、宗教和倫理緊密聯繫在一起，並不存在純而又純的天文學。如果忽視這一點，過分誇大中國古人理性的特殊性以及中國古代天文學服務時政的功能，而將古代天文學簡單貶斥爲僞科學，顯然是不周全的。

科學和僞科學需理性界定

關於什麼是科學，有很多定義。但判定科學的唯一標準應是它是否反映客觀規律，而不是科學家的信仰、科學的用途及服務對象等因素。僞科學論者喜歡拿西方的例子作比較，那我們就看看西方歷史上科學家的情況。

衆所周知，西方古代乃至近代的很多科學家都是有神論者，都強調爲上帝服務。如哥白尼爲認識神的智慧而潛心研究宇宙星體運動的規律，提出宇宙以太陽爲中心是出於造物主的神意。布魯諾既是僧侶又是神學博士，他將日心說解釋爲神性的象形文字。牛頓認爲自己負有重要的神學使命，要證明神的造物之功，將宇宙的原動力歸結爲上帝的作用。這些例子足以表明，西方天文學與宗教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爲人類科學知識的進步作出重要貢獻。

同樣，我們不能因爲中國古代從事天文學研究的官員曾爲當時的皇權服務，就否定他們所從事工作的科學性或科學價值，故而中國古代天文學是爲皇權政治服務的就不是科學這一結論，顯然也難以成立。換言之，無論科學家信仰什麼宗教，爲誰服務，只要他們仍然是在探索自然，而且符合自然規律，就不能否定其工作與成果的科學性。

還有學者試圖從理性與非理性區分的角度論證中國古代天文學非科學。在他們看來，科學分爲理性科學和博物科學，中國古代只有博物科學而無理性科學。事實上，證明哥德巴赫猜想需要理性，李時珍研究醫藥的療效也需要理性；數理天文學獨特的推算方法需要理性，天文觀測的推斷也需要理性。要之，包括數理科學、博物科學、實驗科學及工藝技術在內的任何科學都需要理性，並不存在非理性或反理性的科學。可見，從中國古代天文學是天空博物學的前提出發，也不能得出它不是科學這一結論。

梨樹如何結出蘋果

僞科學論者試圖將中國古代理性科學匱乏的原因歸咎於社會生產方式：中國古代是農耕社會，沒有產生理性科學的基因。只有海洋國家纔有產生理性科學的基因，就好比梨樹上結不出蘋果。事實真是如此嗎？讓我們不妨看一看梨樹上是怎樣結出蘋果的。

唯物史觀告訴我們，人類的生產生活是科學產生、發展的基礎和充要條件。其實，中國古代並不是單純的農耕經濟，也不是單純的農耕社會。即使在農耕活動中，同樣可以產生髮達的古代科學。想必沒人否認，中國古代天文學數千年來就被成功地用於農業生產，迄今仍在很大程度上指導着農耕活動。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沒有中國古代天文學，就沒有輝煌的中國農耕文明，也就很難產生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

古代天文學的重要應用領域之一是航海，中國古代天文學與航海不無緊密關係。古代中國不是海洋國家，但航海傳統仍可謂源遠流長。據史書記載，戰國時期的.中國人就已發明具有指向功能的司南。15世紀以前，中國的遠洋航海和天文學領先於許多海洋國家，在這方面就連古希臘也望塵莫及。《呂氏春秋聽言篇》雲：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期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由此似可推論，先秦時期的人們已可在海上航行期年！另據南海考古報道，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始於宋朝。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遠洋航海歷史之久、規模之大、海域之廣、里程之長，是許多海洋國家所無法比擬的。如此偉大的創舉，如果沒有豐富的天文航海知識和發達的科技手段作爲支撐，無疑是不可想象的。我國新石器時代遺址就出土過玉石製作的天文航海儀器璇璣，相當於近代廣泛使用的天文航海儀器六分儀。據《漢書藝文志》載，西漢時的導航占星書籍已有《海中星占驗》等136卷。凡此種種，都是當時天文學發達的有力證據。

不僅如此，中國古代天文觀測記錄也是世界天文學史上最系統、最完整的資料。《詩經》中記載了公元前776年的日食。《漢書五行志》所書公元前28年發現的太陽黑子，是世界上最早關於太陽黑子的記載。《春秋》記載了公元前613年出現的彗星，是世界上最早對哈雷彗星的記錄。哈雷在1682年發現該彗星時，我國已二十多次觀察到這個彗星，並且都有準確記載。

在天文觀測和代數學基礎上，中國古人建立了獨特的數理天文學理論，其中包括日月星辰運行、節氣變化規律、日月食預報、獨特的計算方法和精確的計算數據等。南北朝時期的何承天推算的一個朔望月與現代測值相比誤差爲十萬分之一。祖沖之推算的一個迴歸年與現代測值相比誤差爲53秒。對於中國天文學取得的這些成就，不知堅持梨樹上結不出蘋果說的學者如何解釋？

繼承傳統科學優秀成果

關於中國古代有無科學的爭論，迄今已歷時百年之久。這種爭論的緣起，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關。我們知道，20世紀初的不少有識之士爲改造舊中國而提出民主科學的口號，並將中國古代設爲批判的目標，在此背景下不少學者遂提出中國古代無科學的觀點。這方面的代表，至少有任鴻雋的《說中國無科學的原因》、馮友蘭的《爲什麼中國沒有科學》以及竺可楨的《爲什麼中國古代沒有產生自然科學》等文章。應該說，這些觀點體現了當時的進步學者（尤其是自然科學家）試圖與中國舊文化徹底決裂並對之加以批判的精神，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的確起到了振聾發聵、喚醒民衆的作用。

不過在21世紀的今天，隨着我國綜合國力和科學研究水平的空前提升，我們對傳統文化（包括科學技術成就）的認識也應更加全面和客觀。這項工作，不僅牽扯到能否還歷史以真實面目，更涉及民族自信心問題。如果科學史的真相茫昧不明甚至虛假扭曲，就很可能導致文化上的虛無主義。如果中國古代沒有產生科學的土壤，那麼怎樣解釋其中閃耀的科學思想光輝？

20世紀前半期的學者爲解決這個匪夷所思的難題，甚至將其源頭追溯至其他國家。比如梁啓超、胡懷琛就曾推論《墨經》中的邏輯學源於印度的因明思想，方授楚甚至斷言：印度科學之發達，自有其相當之原因。古中國則何如哉？中國古代生活簡單，工藝製造甚爲拙陋，無可諱言也。墨子以前，既未有科學，墨子自身亦無所需要，忽然發明，殊非事理所宜有，故疑其來自印度也。這種對古代科學的懷疑，無疑是極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現，值得今人認真反思。

時至今日，我們的科學創新在努力汲取西方成就的同時，是繼續詆譭和否認中國傳統科學的智慧，還是承認和繼承發揚其中的優秀成分？討論至此，我想對於這個長期以來困擾科學史界的問題，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換言之，對待歷史需要實事求是的理性科學精神，對待中國古代科學的不足之處應該研究和批判，但不要在潑掉髒水的同時倒掉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