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職作業影片觀後感範文

高考結束後的那年暑假，我讀了一本書，叫做《殺死一隻反舌鳥》，法職作業：影片觀後感。我最終選擇了中國政法大學，希望自己能成爲一名律師。這樣的一個人生選擇是由諸多因素交織而成的，而且你很難說哪個是決定性因素，但不可置否的是，這本書在我的人生選擇中，起到了很微妙的作用。

我希望能像故事中的主人公--律師阿蒂克斯·芬奇一樣，爲守衛人們的權利而戰，以一種絕對的正義感去維護法律天平的公平與正義。可是，現實與理想總是存在差距的，不是嗎?漸漸地有人告訴我：律師不是正義的化身，律師代表委託人的利益。是的，利益，又是利益，哪兒都少不了"利益"二字，而且你還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利益的歸屬者是個什麼樣的人。當浪漫與激情沉澱下來，爲理性所取代，我不得不開始思考，我的選擇錯了嗎?

在那場著名的世紀大審判--辛普森案件中，受害人之一的父親老高德曼在宣判之後的最後一次聲音顫抖的講話，震盪在美國的每一個角落："1994年6月13日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噩夢降臨的一天，今天是第二個噩夢。今天，並不是檢察官輸掉了這個官司，今天失敗的是這個國家。正義和公道沒有得到伸張。"[1]檢方和被害人家屬在電視鏡頭面前，幾乎可以用"悲壯"二字來形容。檢方的律師們與被害者家屬擁抱，互相表示感激和安慰。正如老高德曼所說的，他經歷了兩場噩夢，兒子被害，而兇手卻沒有被繩之以法。後者所帶來的傷痛，或許不比第一次輕。罪犯逍遙法外，受害人得不到撫慰，正義得不到伸張。影片中的畫面展現了被告被宣佈無罪釋放後的喜悅，而我們可以想象但永遠無法體會到受害人那時的心情。我不知道自己能否盡情地享受勝利的喜悅而無視良心的譴責。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天，我的良心終於受不了折磨而放棄這份職業。

一個人的經歷是很能改變一個人的，甚至改變他的一生。正如片中的主人公，經歷過那一個晚上，終於良心發現，開始做一件與律師所做的事完全相反的事情。但我不同意他的做法。如果有一天內心的譴責使我再也受不了的時候，我會選擇離去，或者，只接那些自己認爲對得起良心的案子，而不是以律師的身份去做警察所做的事。在其位，謀其政；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況且，他身爲委託人的律師，卻要把自己的委託人送進監獄，這不僅違背了律師的最基本職責，也違背了契約，破壞了委託人與律師之間的誠信關係。試問，如果這種做法被提倡，將來又有誰會願意請律師?

律師到底是個什麼樣的角色?有一個笑話，說是在法學院一年級的課堂上，老師問學生律師的責任是什麼，全體學生都回答說，是爲了主持正義；到了二年級，以這個答案作答的學生已經大大減少；到了畢業班上，當老師問出同一個問題而只有一個學生回答爲主持正義的時候，引起了全班的鬨堂大笑，觀後感《法職作業：影片觀後感》。這個笑話很有諷刺意味。但是實際上，把過多的社會責任壓在這個角色上，不僅是不公正的，而且還有可能使這個職業產生畸變。律師的職責，並不是直接地追求社會正義。他的職責是爲顧客提供盡善盡美的法律服務，使他的顧客能夠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保護自己的公民權利。當這個社會上的每一個人，在必要的時候，都能夠通過這樣的法律服務充分享有了公民權利，真正的社會正義就得以體現了。[2]

律師並不是一個單純的職業，它是法律系統中的一員。《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規定：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制度之所以這樣設計，是因爲在刑事訴訟當中，檢方代表的是政府。政府擁有巨大的人力、物力、法律資源和權力，而被告人只是一個個公民個體，相對而言，沒有那麼多的法律資源。那麼，在一開始，法律的天平就倒向了檢方。所以，人們設計了一系列制度來恢復這種平衡，防止出現冤假錯案甚至是迫害，從而保護每個公民的合法權利。律師就是這樣一個制度中的一環，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律師將非法侵害擋在了公民的合法權利之外。在一個個具體的案件上維護公平與正義，從而使得整個法律制度、整個社會能夠在平等、公正的信仰之下運轉。回到影片中，我發現主人公不僅沒有做好法律系統中的一環，反而破壞了制度的設計。一旦委託人與律師之間的誠信關係被破壞，一旦沒有人再願意請律師爲其辯護，那麼法律的天平也被打碎了。

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的中國，經濟上已躋身世界前列，然而，社會文明的進程卻無法像GDP那樣指數性增長。在中國，寧可錯殺一千，不能放過一個的思想根深蒂固。嚴打、加重罪刑幾乎沒人有異議，覺得這本是因果報應，天經地義。而要"從輕發落"，則輿論會有很大的反彈。要是犯罪嫌疑人被宣判"無罪釋放"，更不知要激起幾千層浪。而刑辯律師，又深深地被人們所誤解。時常能聽到這樣的話："你怎麼能給壞人辯護?"亦或是"現在的律師沒良心，爲了錢什麼都幹"。而當社會文明滯後，民智未啓之時，任何辯解或是說明又顯得蒼白無力。誰會聽得進去呢?

美國的國父之一，第二任美國總統約翰·亞當斯，在他的早期律師生涯中，就能夠不爲民衆和大的政治局勢所左右，堅持在辦案中不偏不倚、讓證據說話。1769年，在英軍強行上民船抓壯丁當兵的事件中，他爲四名在被抓時抗命、殺死了一名英海軍軍官的美洲水手作正當防衛的辯護，並得以勝訴。可是，一年後的1770年，堅決主張美國獨立的亞當斯，在被人們稱爲"波士頓慘案"的事件中，爲開槍打死了民衆的英軍士兵辯護。當時，已經沒有一個律師肯爲這些士兵辯護。亞當斯卻逆着民衆的怒潮，接受了辯護的邀請。他誠實地分析案情、提供證據，作出了逆民衆憤怒而進行的判斷和辯護，使得幾名英軍士兵得到了公正的裁決。他自己的律師業務因此大大減少，還被憤怒的民衆攻擊，可是他依然堅持了法律的原則。

回想《殺死一隻反舌鳥》中的阿蒂克斯·芬奇，他所做的，不僅僅是爲黑人辯護，爲黑人爭取民權。更爲難能可貴的是，他捍衛了律師職責。格里高利·派克所扮演的芬奇律師樹立了爲所有律師所向往，卻鮮有人能夠達到的職業風範：無論前途多麼險惡，無論請求他辯護的被告人多麼爲社會所痛恨不齒，只要做出了承諾，他便不惜一切代價，堅定不移地爲委託人抗辯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