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貧困縣農村留守兒童調查報告

　　6萬青少年，3萬在留守

劉思圓，11歲，潛山縣天柱山鎮河西村人。對於這個靦腆的女孩而言，年齡多大，留守的時間就有多長。

8個月大時，劉思圓的父母就外出打工;十多年來，只有逢年過節才能回鄉陪她。長年的留守經歷，讓她說話的時候幾乎都低着頭，“有時一些心裏話，不想和別人說，就只能自己寫在紙上”。

據潛山縣統計，目前這個國家級貧困縣近60萬人口中，外出務工人員約12萬，農村留守兒童比例達90%以上。潛山縣目前有義務教育階段學生6萬多人，留守兒童近3萬。

以潛山縣天柱山鎮河西村爲例，河西村林郭慈貞紀念小學校長周曉春統計，目前該校學生共有109人，留守兒童的比例在93%左右，“女生佔比稍微偏多一點”。

由於缺乏來自父母的直接保護，留守兒童普遍存在生活失助、學業失教、安全失保、心理失衡等現象。

華中農業大學的老師張莉華帶領學生志願者在潛山縣開展“雨露·中國”蒲公英支教活動。她和學生在與留守兒童的接觸中，發現留守女童往往表現出：細心敏感、希望人陪伴;對年長於自己的異性容易產生信任和依賴;安全知識匱乏、自我保護能力較弱等特點。

　　留守女童不知該求助誰

社會調研報告《潛山縣農村留守兒童現狀調查》顯示，從留守兒童管護的情況看，父母同時外出務工，由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管護的，佔總數的52.6%;由親戚朋友託管的佔6.5%;留守兒童自我管護的佔17.3%;此外，留守兒童與留守在家的父親或母親一起生活的佔23.6%。

事實上，所有留守兒童，不管是學習還是生活上，都表現出很強的無助感，具體到女童羣體，一些問題則更加突出。

記者採訪中，很多留守女童反映爺爺奶奶很少能回答自己學習中遇到的問題。由於是隔代教育，一些留守女童表示，平時溝通並不多，遇到生理安全方面的問題時，“不曉得問誰”。

潛山縣天柱山鎮林莊村的吳貽芬(化名)今年14歲，從1歲起就留守家鄉由爺爺奶奶撫養;幾年前爺爺去世後，她與奶奶相依爲命。“奶奶身體不好，有時候好幾天都躺牀上不能下牀。”她說，青春期時很害怕，不知道怎麼辦，只好問學校裏的同學，幸好一些有過經歷的同學教她怎麼處理。

劉思園10歲時開始發育，但並不具備生理知識;當初次來月經時，她嚇得跑去找奶奶，說：“奶奶我身上疼”，這才被發現。

記者採訪中發現，留守女童對青春期大多經歷過恐慌到一知半解的狀態，她們的青春期知識大多來源於身邊的夥伴或者奶奶。“雨露·中國”蒲公英支教活動的大學生志願者告訴記者，他們在支教過程中發現，留守兒童的生理知識幾乎處於空白狀態，所以“性教育”是他們支教的重要一課。

此外，留守女童的安全問題也比較突出。潛山縣婦女聯合會主席嚴愛蓮介紹，現在農村的學校由於生源少，往往不是一個完全的校區，往往是好幾個年級的學生聚在一個班級上課，即所謂的“複式班”，一般被稱爲教學點。

“有的教學點往往只有一兩個老師，從老師的角度而言，長期住在交通閉塞的村裏，身邊缺少可以交流的同齡人和家人，往往也會造成他們做出異常舉動。”嚴愛蓮說。與此同時，農村地區針對女童的心理、生理、安全等方面的教育十分缺乏，留下了女童保護的安全隱患。

記者在潛山縣採訪中瞭解到，目前多個部門均有涉及到留守兒童幫扶工作，留守兒童的活動也更加豐富多樣，但總體而言存在安全知識教育匱乏、幫扶活動碎片化的問題。嚴愛蓮坦言，婦聯工作的職能很多，但是手段很弱化。

　　父母已然缺位，社會力量如何補位?

記者採訪中，不少業內人士都強調，父母始終是孩子的第一監護人，必須要讓一些家長特別是農村家長意識到，自己作爲子女第一監護人的責任和義務。

“許多孩子都是因爲離開監護人的視線而發生意外。一些家長認爲把孩子送進學校就可以了，這種法律和責任意識的缺失是必須補上的一課。”嚴愛蓮說。

那麼，在留守兒童父母已經缺位的現實情況下，社會力量又能做什麼?

潛山縣婦聯工作者、村級組織和志願組織等建議，首先應當建立起孩子身邊的救助體系，發揮村級組織的力量，動員村級婦聯工作者、學校、留守婦女等多方面參與，拓寬留守兒童向身邊人求助的渠道，尤其是留守女童，要確保她們在遇到突發狀況時能及時獲得有效幫助。

同時，用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將支教留守兒童、心理諮詢等志願活動常態化。兒童保護專家們建議，搭建合格志願組織的平臺，由志願組織對項目從專業角度進行細化，將活動方案、所需的資金、責任劃分清晰明確。讓政府可以找到成熟的志願組織，將支教等志願活動變成政府購買的一種服務，使留守兒童的幫扶活動能夠更加專業，也更有針對性，形成長期有效、常態化的幫扶機制。爲留守兒童特別是女童提供除了家人、老師之外的心理疏導渠道。

另外，完善流動人口子女入學政策，補充村級師資力量、加強其思想道德工作，開設安全知識教學課程等，都需要同步並進，力求形成家庭、學校、社會三位一體的體系，保障留守兒童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