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個快樂的讀書人

錢穆說：“中國人中最講究人生藝術的要推北宋的邵康節。”葉朗主編的《中國美學通史》，也認爲邵雍大力倡導和竭力踐行的“快樂哲學”，“對生命哲學有着獨特的理解與體驗”。

讀邵雍詩文及其史傳，深感兩位先生之論，確爲的評。邵雍的爲人、爲學、爲文，對我們今天生命價值的探索，生活視野的拓展，休閒內涵的昇華，乃至人生意趣的體味，人文哲理的表述，以及銀髮潮中離退休生活的安排，頗多可取鑑處。特別是近年來，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那句“詩意地棲居”，越來越頻繁地掛在國人口頭，這時候讀讀中國的邵康節，也許會倍覺親切、頓悟，別是一番審美感悟涌心頭。

　　苦讀悟道

　　“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

邵雍(1011—1077)，字堯夫，北宋哲學—美學家、詩人，死後朝廷賜諡“康節”，故世稱康節公、邵康節。有哲學著作《皇極經世》、詩集《伊川擊壤集》傳世。

邵雍青少年時期“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想走科舉之路，建功揚名，對儒學經典“無所不讀”。他學得很刻苦，寒冬顧不得烤火，炎夏顧不得扇扇，連續幾年不在牀上睡覺。接着又“尚友于古”，出遊四方，訪問考察。一次夜行晉州山路，跌下馬摔入深澗，隨行者攀援下澗，纔將他救出。《易》學大師李之才被邵雍苦學精神感動，遂將其所學授之。邵雍一學即爲之傾心，因絕科舉之念，專研《易》學，每天背誦數十遍。

在發憤苦讀中，邵雍頓悟：“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他以物觀物、以時觀時的感悟宇宙自然、社會歷史之美的體驗，給人類審美體驗作出了可貴的示範。

邵雍以“觀物”二字概括他的心得，主張在認知過程中，要體悟到“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不僅人與人一樣，人與物也一樣，彼此都是物。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就是善於“反觀”，不是“以我觀物”，而是“以物觀物”，消除“我”對認知的遮蔽，則人、物無別，物、物一體，互相認知，自然會獲得“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的審美愉悅。

邵雍對時間的審美感悟，尤爲精彩。他說：“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是知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有這樣的感悟，古今之隔，非但不會成爲認知的障礙，反倒變成審美的津渡，此刻千古，千古此刻，審美愉悅，洶涌而至。

以物觀物的自然審美，以時觀時的歷史審美，令邵雍無往而不見美，宇宙自然，美不勝收，社會歷史，自有奇美。落花歷來都是一個消極意象，“無可奈何花落去”，晏殊的名句，道出的正是這種普遍的人生之嘆。在邵雍眼中，落花體現的卻是人生的閒適和安樂：“半記不記夢覺後，似愁無愁情倦時。擁衾側臥未欲起，簾外落花繚亂飛。”觀賞這樣的落花，實爲人生難得的享受，悲從何來?嘆由何生?傷春逝，似乎是文藝作品普遍而永恆的話題。“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即便雄豪英邁如辛棄疾，也不能免俗。邵雍則不然，看他的《春盡後園閒步》，何等意趣盎然：“綠樹成陰日，黃鶯對語時，小渠初瀲灩，新竹正參差。倚杖疔吟久，攜童引步遲，好風知我意，故故向人吹。”

邵雍就這樣美着樂着，“樂天四時好，樂地百物備。樂人有美行，樂己能樂事。”快樂地治學，快樂地處世，快樂地做一個睿智的讀書人。

邵雍曾回顧自己的求學之路，深爲感慨：“少年貪讀兩行書，人世樂事都如愚。而今卻欲釋前憾，奈何意氣難如初……”他真誠地告誡弟子：“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的確，一門學問，一種治學方法，都應讓求學者、治學者得到快樂，這樣的學問纔是真學問大學問，這樣的學習纔是正確的聰明的學習。

　　樂於歌詩

　　“平生無苦吟”“成詩爲寫心”

“已把樂爲心事業，更將安作道樞機。”邵雍苦讀悟道，一旦堅信自己樹立了治學的`正確目的，找到了正確的治學方法，作爲一個讀書人，他也就確定了自己獨特的人生目標：走一條審美之路，讓生命盡享其應享的安適和快樂。《首尾吟》中這兩句詩，宣示的就是邵雍悟道後的人生抉擇：詩意地度過一生。落到實處就是：安於山林，樂於歌詩。

邵雍拒絕做官，既安於林泉，又天性好詩，寫詩自然就成了他的主事，觀物觀時，有所樂，必以詩表述之。在《答人吟》中，他頗爲自豪地告訴友人：“誰道閒人無事權?事權唯只是詩篇。四時雪月風花景，都與收來入近編。”臨終前，還以大筆“大書詩一章”，以慶幸自己得長享生命的快樂：“生於太平世，長於太平世，老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無所愧。”生於詩，死於詩，生死於詩的美感快意中，邵雍可謂真正的“詩意地棲居”者。

邵雍在爲自己的詩歌總集作序時明確表示，他的詩，乃“自樂之詩也。非謂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不是像一般士人那樣，拿詩去向朝廷討官爵，或向權貴打秋風，或在文壇博聲譽，或在市井攢粉絲。邵雍的詩，純系自樂，目的和用途只有一個：樂自己生命之樂，樂與天地萬物一體之樂。他的生命是快樂的，他的詩也是快樂的。他在詩中快樂着，詩也在他的生命中快樂着。邵雍六十歲那年，在《首尾吟》這個題目下，寫了130多首七律，集中抒發了這種審美快感。

在邵雍這裏，詩既然是生命的存在狀態，它的文字表述，也理應是生命的本色展現，快樂的生命源泉，錚錚淙淙，自自然然流淌出快樂的詩，不須苦吟，也不能苦吟。凡阻遏詩思詩語自然流出的障礙，邵雍統統將其排除。別人均嚴格遵守詩固定的聲律，他則“不限聲律”，只是“如鑑之應形，如鍾之應聲”，生命在當下是什麼狀態，詩就是什麼狀態，合聲律當然好，不合聲律也沒什麼不好，自然自在，就一好百好。邵雍專門寫了一首《無苦吟》闡明這種寫詩主張：“平生無苦吟，書翰不求深。行筆因調性，成詩爲寫心。詩揚心造化，筆發性園林。”

邵雍正是在這種心態也即詩態，詩態也即心態的審美愉悅中，寫出了一些自然天成的好詩。比如他的《清夜吟》：“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這種妙涵天機，深蘊宇宙自然之大美靜美和氤氳化育其間生命的自在自得，高遠夐渺而又恬適歡愉的詩意詩境，怕是絕對苦吟不出來的。

　　安於山林

　　盡享人間“閒富貴”

“造物工夫意自深，從吾所樂是山林。少因多病不幹祿，老爲無才難動心。花月靜時行水際，蕙風午上臥鬆陰。閒窗一覺從容睡，願當封侯與賜金。”邵雍這首詩，可謂其一生出處行藏和人生價值取向的準確描述。

打從春秋時期士人登上歷史舞臺，仕與隱，就成爲歷代不少士人最難敲定的人生抉擇。邵雍既然要走審美的人生之路，更把快樂作爲心中事業追求，他就近乎本能地拒絕了仕，而選擇了隱，拒絕了廟堂，選擇了山林。他把生命的快樂看得高於一切，“不幹祿”，自然就成了他快樂的抉擇。

“造物”似乎有意成全邵雍，讓他在年少時就愛上了山林，自三十歲後，又得以定居洛陽，這裏“山水風俗之美”，爲邵雍所深愛。邵雍家貧，在那個時代，“不幹祿”，對貧窮的讀書人，就意味着自斷“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脫貧之路，而選擇了終生貧困。但邵雍不悔。初到洛陽，所居甚陋，邵雍一邊讀書，一邊打柴做飯，奉養父母，窮得叮噹響，卻“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晚年居住條件雖有改善，但清貧依舊，“歲時耕稼，僅給衣食”，邵雍安之樂之，陶陶然直至壽終。

《苕溪漁隱叢話》說：“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雲未嘗皺眉。”他把自己睡覺的房間叫做“安樂窩”，並常以之代稱自己整個住所，又給自己起個雅號叫做“安樂先生”。耕稼餘暇，讀書燕居，生活過得既閒適又科學，一切以身體舒泰，心靈愉悅爲準。他對此頗爲得意，寫詩自贊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無論古今，對於讀書人，這種生活狀態，應該是最理想的狀態了。且看安樂先生邵雍樂何如哉：“安樂窩中快活人，閒來四物幸相親。一編詩逸收花月，一部書嚴驚鬼神。一炷香清衝宇泰，一樽酒美湛天真。”真是樂不可支呢。

的確，在這種狀態下讀書寫書，最愜意，也最會有創穫，且是大創穫。邵雍的哲學—美學成果，就是在安樂窩中最後集結爲《皇極經世》一書，被宋儒奉爲道學經典，也是我國不朽的美學經典。

的確，在這種狀態下讀詩寫詩，最暢神，也最多妙悟，不經意間就吟出逸品神品。邵雍《伊川擊壤集》大部分詩作，都是在安樂窩中吟就，影響宋代詩壇兩百多年的“邵康節體”，也是在安樂窩中鑄就。

的確，在這種狀態下觀時觀景，尤能見人所未嘗見，悟人所不能悟，收穫獨特的審美愉悅。獨具隻眼，獨享美感，詩人美學家邵雍好不快活。

邵雍把這種狀態稱作“閒富貴”，爲自己得以擁有“閒富貴”而欣慰，而自豪：“林下一般閒富貴，何嘗更肯讓公卿!”擁有這種“閒富貴”，“水竹清閒先據了，鶯花富貴又兼之”。清雅之趣，視聽之樂，皆可先人得之，兼而有之。

縱觀千古，橫覷當今，人人多愛富貴。但人們醒夢縈心，苦求不已的富貴，非高官貴爵，亦非物質財富。聖賢如孔子，也坦言：“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曠達如蘇軾，雖“長恨此身非我有”，想“忘卻營營”，逃離官場，“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也僅是筆頭寫寫而已，不管仕途如何潦倒，也不離不棄。邵雍卻真心愛慕沒錢沒權的“閒富貴”，真誠踐行之。“自問此身何所用?此身唯稱老林泉。”他說到做到，矢志不渝，終老林泉，決不“幹祿”，以盡享“沒人爭”的“閒富貴”。

如朱熹所言，邵雍“腹裏有這個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邵雍既然作出了一番大學問，聲聞朝野，朝廷就要將他這樣優秀的士子囊入自己的臣屬隊列中。然而，邵雍先後三次婉拒朝廷任命，最後索性長着隱者裝，“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見邵雍態度如此堅決，朝廷只得不再徵召他。

邵雍絕非不識時務的腐儒，不知生活的艱辛，不懂祿位的重要。他睿智超羣，朱熹將之比作漢朝的張良。邵雍之所以一再辭官辭祿，因爲在他心中，“閒”高於一切，對於他的審美人生，“閒”既是審美本體，也是生命本體。論富貴，就要看擁有“閒”的多少，“閒富貴”纔是真富貴。邵雍很清楚，“卿相一歲俸，寒儒一生費”。但從來官身不自由，卿相雖祿位居人臣之首，得閒卻因之最少，是“閒”的貧賤者。而他這樣的“三軍莫凌，萬鍾莫致”的“不幹祿”者，纔是“閒富貴”者，是“安樂窩中萬戶侯”。

《中國美學通史》指出：“宋人在一種文化內轉的時代背景下，把‘閒’作爲了人生之本體。休閒不再是無所事事微不足道，而是蘊涵了深刻的本體價值。”邵雍對“閒富貴”的體認和倡導，他爲“閒富貴”所確定的唯一的終極關懷的目標——生命快樂，對我們民族審美價值觀的拓展和昇華，無疑超出了與他同時代的宋人，對當今哲學—美學也有着巨大而深遠的啓迪意義，特別是對當下熱鬧非凡卻又雜亂無章，常令人匪夷所思的休閒文化，更有着迫切的矯正和指導意義。閒來讀讀邵康節，將我們的精神及審美昇華一番，豈不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