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統《文選》的影響

導語：蕭統的文選收集了南北朝前重要的詩文，表達了一家的觀點。下面是本站小編收集整理的關於《文選》的介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文選》又稱《昭明文選》，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古詩文總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長子蕭統組織文人共同編選。

蕭統死後諡“昭明”，所以他主編的這部文選稱作《昭明文選》，原有30卷，今通行本分爲60卷，內容包括賦、詩、騷、七、詔、冊、令、教、文、表、上書、啓、彈事、箋、奏記、書、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誌、行狀、弔文、祭文等類別。《文選》所選作家上起先秦，下至樑初(以“不錄存者”的原則沒有收入當時尚健在的作家)，作品則以“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爲原則，沒有收入經、史、子書。

由魏﹑晉到齊﹑樑﹐是中國文學史上各種文學形式發展並趨於定型成熟的時期﹐作家和作品數量之多遠遠超過前代。與之相適應的是文藝理論中對文學概念的探討和文學體制的辨析日益精密。宋文帝劉義隆立儒﹑玄﹑文﹑史四館﹐宋明帝劉彧分儒﹑道﹑文﹑史﹑陰陽五科﹐都可以標誌文學已經取得了正式的獨立地位。

文學作品的數量衆多﹐對它們進行品鑑別裁﹑芟繁剪蕪﹐就成爲廣大閱讀者的需要﹐選錄優秀作品的文學總集乃應運而生。據《隋書--經籍志》記載﹐自晉代以迄陳﹑隋﹐總集共有 249部﹐5224卷﹐其中著名的有晉代摯虞的《文章流別集》﹑李充的《翰林論》﹑宋代劉義慶的《集林》﹐但都已亡佚。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的也是影響最大的總集﹐就是《文選》。

南朝的統治階級上層，大多愛好文學﹐並以此作爲門第和身份的一種標誌﹐因而獎勵提倡﹐頗多建樹。蕭統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據《梁書--昭明太子傳》記載﹐他的門下有許多文人﹐經常和他們在一起討論篇籍﹐商榷古今﹐並從事文章著述。當時東宮有書近3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著有《文集》20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10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20卷﹐《文選》30卷”。《隋書---經籍志》於《文選》 30卷﹑《古今詩苑英華》 19卷之外﹐在謝靈運《詩英》下注：“又有《文章英華》30卷﹐樑昭明太子撰﹐亡。”由於《隋書》的編撰者並未見到原書﹐所以也可能是《文選》或《英華集》的異名。

根據封建社會的一般情況﹐達官貴人主編的書籍多出於門下文人之手或至少有門下文人的參預。蕭統以太子之尊﹐引納文士﹐當時負有重名的劉孝綽﹑王筠﹑殷芸﹑陸倕﹑到洽以及《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都曾做過東宮的屬官或爲蕭統所賞接﹐這些文士中極可能有人蔘加過《文選》的編定。

玄學的政治地位依然很高， 玄學館、 儒學館、 文學館、 史學館劉宋時期先後成立， 後來玄學作爲一種學科， 玄學之名也被正式提出。由此可見， 玄學在南朝的地位並未消減， 而且和儒學史學以及文學並立; 從設立的時間看， 宋初 “四學”中， 最早設立的是玄學館; 從四館的主管人員來看， 從元嘉十三年， 國子學成立後， 其第一任祭酒就是玄學的首領何尚之，而繼任的也是南朝著名的玄學兼文學家顏延之。而顏延之也說： “黜鄭貴王， 意在貴玄， 事在敗儒。 ” 另外， 在南朝許多文人既是玄學家又是文學家， 這也爲玄學的文學化提供了主觀條件 。

《文選》 的編纂者與玄學的文學化傾向

關於 《文選》 的編纂者問題， 學界基本認爲是昭明太子蕭統及其當時的文壇領袖劉孝綽等一批文壇名流。他們的文風代表着南朝的文學主張、 審美標準等等方面， 而玄學的文學化又是南朝文人極力追求的一個方面， 他們在收集整理作品是必然重點選擇那些符合他們的文學主張以及 《文選》 的選文標準的作品。另外， 其中的編纂者有的把自己的作品也收錄在 《文選》 之中， 因此 《文選》 所選作品就更加具有了玄學的文學化傾向 。

《文選》 所收南朝作家與玄學的文學化傾向

《文選》 共收錄南朝作家共 25 位， 其中包括南朝的一些大的文學團體， 元嘉三大家以及竟陵八友中的六位， 還有當時其他幾位文壇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其文學成就也相當高，謝莊、 劉孝標、 江淹、 徐敬業、 王僧達、 王微、 王仲寶、 王簡棲、劉鑠、 虞子陽等。從南朝四書以及 《南史》 中不難發現， 這些作家的文學造詣相當深厚，並且都與竟陵八友有密切往來，因此， 這些作家的作品皆能反映南朝的文學氣象來， 這也正是 《文選》 收錄的原因所在 。

從 《文選》 所選其中的作家來看， 它儘量避開玄言詩人，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南朝正努力擺脫玄言詩的弊端， 同時這也爲玄學向文學化轉向提供了契機 。

《文選》 南朝作品的文體與玄學文學化傾向

駱鴻凱在其 《文選學》 中說： “文體莫備於六朝， 亦莫嚴於六朝。蕭氏選文， 別裁僞體， 妙簡雅裁， 凡分體三十有八， 可謂明備。 ” 可見， 到了南朝， 文人們逐漸對 “文體” 的概念有了進一步認識， 意識到了文體與文學的關係， 因此， 《文選》 編纂者在收錄作品時， 必然注重對不同文體作品的篩選。

《文選》 所收錄的文體有三十九或三十八類之說， 其中詩、賦又各分若干小類。其所南朝收作品共計 175 篇， 涵蓋的文體賦、 述德、 公宴、 祖餞、 詠史、 遊覽、 詠懷、 哀傷、 贈答、 行旅、郊廟、 樂府、 雜歌、 雜詩、 令、 文、 表、 上書、 啓、 彈事、 戕、 書、 序、論、 誄、 哀、 行狀、 墓誌、 碑文、 祭文共 30 類， 基本上涵蓋了 《文選》 文體的. 39 或 38 類。其中雜詩有分雜擬。僅從文體數量上我們不難看出南朝作家對文體的認識， 同時也可以看出玄學的文學化的範圍在南朝擴大了， 擴展到多種文體上來。雖然， 並不是 《文選》 所收的文體都具有玄學的文學化傾向， 因爲 《文選》 所選的詩歌部分數量最多， 其所涉及的文體也最多。就文體的總體上來看， 因此， 這一傾向還是相當明顯的。

《文選》 所收南朝作品與玄學的文學化傾向

南朝作爲我國詩歌、 駢文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 也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轉型期， 這一時期詩歌在聲律、 用典、 內容的表達等方面有了進展，並創制了大量的新的詩體像山水詩、宮體詩、 擬詠懷詩、 詠史詩等等。駢文的繁榮程度在南朝僅次於詩歌， 使用的範圍上卻超過了詩歌， 駢文的成熟也順應了文學發展的總體趨勢， 而 《文選》 也緊跟這種趨勢， 收錄了大量的詩歌以及駢文。因此， 《文選》 所收作品內容也具有玄學的文學化傾向。南朝玄學文學化的一種重要的表現方式就是用典。作家在選典的時候往往注重應用莊老的典籍， 不論在詩歌還是駢文中都能找到例證。像謝靈運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在宥天下理， 吹萬羣方悅。 ” 莊子曰： “聞在宥天下， 不聞在治天下也。 ” 謝混的 《遊西池》 ： “無爲牽所思，南榮誡其多。” 等。

由此可以看出， 南朝作家對莊老典籍的引用， 已經擺脫了在玄言詩只擺玄理的缺陷， 使玄學的內容更加具有文學化的意象。

綜上所述， 通過對 《文選》 以上四個方面的分析， 南朝文學家爲了使玄學適應文學的發展， 在逐步地實現其向文學化過渡， 其作品亦呈現出玄學的文學化傾向， 同時， 這一傾向作爲玄學發展演進的一個階段， 也爲唐代重玄的出現作了鋪墊。

《文選》30卷﹐共收錄作家130家﹐上起子夏(《文選》所署《毛詩序》的作者)﹑屈原﹐下迄當時﹐唯不錄生人。書中所收的作家﹐最晚的陸倕卒於普通七年(526)﹐而蕭統卒於中大通三年(531)﹐所以《文選》的編成當在普通七年以後的幾年間。全書收錄作品514題。編排的標準是“凡次文之體﹐各以匯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文選序》)。從分類的實際情況來看﹐大致劃分爲賦﹑詩﹑雜文 3大類﹐又分列賦﹑詩﹑騷﹑七﹑詔﹑冊﹑令﹑教等38小類。賦﹑詩所佔比重最多﹐又按內容把賦分爲京都﹑郊祀﹑耕籍等15門﹐把詩分爲補亡﹑述德﹑勸勵等23門﹐這樣的分類體現了蕭統對古代文學發展﹑尤其是對文體分類及源流的理論觀點﹐反映了文體辨析在當時已經進入了非常細緻的階段。但由於分類過於碎雜﹐因而也遭到後世一些學者如章學誠﹑俞樾等人的批評。

《文選》的選錄標準﹐以詞人才子的名篇爲主﹐以“文爲本”(《文選序》)。因此﹐凡“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謀夫之話﹐辯士之端”﹐“記事之史﹐系年之書”﹐這幾類即後來習稱爲經﹑史﹑子的著作一律不選。但是史傳中的贊論序述部分卻可以收錄﹐因爲“贊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合乎“能文”的選錄標準。這一標準的著重點顯然不在思想內容而在於講究辭藻華美﹑聲律和諧以及對偶﹑用事切當這樣的藝術形式﹐但它爲文學劃定了範疇﹐是文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對文學的獨立發展有促進作用。蕭統的文學思想中存在矛盾。他是當時文壇上政治地位最高的人物﹐六朝的綺靡文風在他身上有不可忽視的影響。然而他對文學創作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的關係﹐卻持重摺中﹐內容要求典雅﹐形式可以華麗﹐認爲藝術的發展必然是“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文選序》)。他指出：“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要求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東王書》)﹐同時還推崇陶淵明“文章不羣﹐詞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陶淵明集序》)。所以《文選》所選的作品﹐其實並沒有過分忽視內容。除了選錄陶淵明的8首詩以外﹐還選錄了《古詩十九首》和鮑照的作品18篇。同時﹐對那些質木無文的玄言詩和放蕩﹑空虛的豔體詩和詠物詩則摒而不取。至於入選的作品是否值得選錄﹐應該選錄的又是否有所遺漏﹐後代的學者曾經有過許多不同的意見﹐見仁見智﹐衆說不一。總的來說﹐這部詩文總集僅僅用30卷的篇幅﹐就大體上包羅了先秦至樑代初葉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種文體發展的輪廓﹐爲後人研究這七﹑八百年的文學史保存了重要的資料。

從選錄的技術角度來說﹐《文選》也存在缺陷。書中入選了一些僞作﹐例如李陵《答蘇武書》和蘇﹑李的贈答詩﹐南朝宋人顏延之已經懷疑﹐劉知幾﹑蘇軾決其爲贗品﹐至近代而成定論﹔孔安國《尚書序》同樣也出於晉人的僞造。同時﹐書中還有不少誤標序文以及誤標題目的情況﹐前者如漢武帝《秋風辭》﹑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等﹐題下注明“並序”﹐實則序文顯系史傳文字﹔後者如劉峻《重答劉秣陵詔書》並非答書的原文﹐陸機﹑陸雲各有《爲顧彥先贈婦二首》﹑李善在註釋中就已指出顧彥先應是全彥先﹐而且除了 1首以外﹐其他3首均爲擬婦答夫的語氣。此外﹐還有割裂前人文字﹑篇章次序安排失當等等﹐也是這個選本的不足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