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隨感錄集(1)
《隨感錄.二十五》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初刊於《新青年》第五卷第三號，署名唐俟；後收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北京北新書局出版的《熱風》。
隨感錄.二十五
我一直從前曾見嚴又陵在一本什麼書上發過議論，書名和原文都忘記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見許多孩子，輾轉於車輪馬足之間，很怕把他們碰死了，又想起他們將來怎樣得了，很是害怕。”其實別的地方，也都如此，不過車馬多少不同罷了。現在到了北京，這情形還未改變，我也時時發起這樣的憂慮；一面又佩服嚴又陵究竟是“做”過赫胥黎《天演論》的，的確與衆不同：是一個十九世紀末年中國感覺銳敏的人。
窮人的孩子蓬頭垢面的在街上轉，闊人的孩子妖形妖勢嬌聲嬌氣的在家裏轉。轉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會上轉，同他們的父親一樣，或者還不如。所以看十來歲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後中國的情形；看二十多歲的青年，——他們大抵有了孩子，尊爲爹爹了，——便可以推測他兒子孫子，曉得五十年後七十年後中國的情形。
中國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纔不才。生他的人，不負教他的責任。雖然“人口衆多”這一句話，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然而這許多人口，便只在塵土中輾轉，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
中國娶妻早是福氣，兒子多也是福氣。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氣的材料，並非將來的“人”的萌芽，所以隨便輾轉，沒人管他，因爲無論如何，數目和材料的資格，總還存在。即使偶爾送進學堂，然而社會和家庭的習慣，尊長和伴侶的脾氣，卻多與教育反背，仍然使他與新時代不合。大了以後，幸而生存，也不過“仍舊貫如之何”，照例是製造孩子的傢伙，不是“人”的父親，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奧國人華寧該爾（Ottoweininger）曾把女人分成兩大類：一是“母婦”，一是“娼婦”。照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兩類了。但這父男一類，卻又可以分成兩種：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種只會生，不會教，還帶點嫖男的氣息。第二種是生了孩子，還要想怎樣教育，才能使這生下來的孩子，將來成一個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開師範學堂的時候，有一位老先生聽了，很爲詫異，便發憤說：“師何以還須受教，如此看來，還該有父範學堂了!”這位老先生，便以爲父的資格，只要能生。能生這件事，自然便會，何須受教呢。卻不知中國現在，正須父範學堂；這位先生便須編入初等第一年級。
因爲我們中國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後是隻要“人”之父!
隨感錄.三十八
《隨感錄.三十八》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初刊於《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署名迅；後收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北京北新書局出版的《熱風》。
隨感錄.三十八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羣的愛國的自大”。這便是文化競爭失敗之後，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
“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衆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照Nordau等說，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他們必定自己覺得思想見識高出庸衆之上，又爲庸衆所不懂，所以憤世嫉俗，漸漸變成厭世家，或“國民之敵”。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
“合羣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裏的習慣制度擡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戰，因爲這種蹲在影子裏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極多，只須用MOb的長技，一陣亂噪，便可制勝。勝了，我是一羣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羣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大凡聚衆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至於所生結果，則復古，尊王，扶清滅洋等等，已領教得多了。所以多有這“合羣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國偏只多這一種自大：古人所作所說的事，沒一件不好，遵行還怕不及，怎敢說到改革?這種愛國的自大家的意見，雖各派略有不同，根柢總是一致，計算起來，可分作下列五種：
甲雲：“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這是完全自負。
乙雲：“外國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
丙雲：“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某種科學，即某子所
說的云云”，這兩種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據張之洞
的格言，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人物。
丁雲：“外國也有叫花子，——（或雲）也有草舍，——娼妓，——臭蟲。”這是消極的反抗。
戊雲：“中國便是野蠻的好。”又云：“你說中國思想昏亂，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業的結晶。從祖先昏亂起，直要昏亂到子孫；從過去昏亂起，直要昏亂到未來。……（我們是四萬萬人，）你能把我們滅絕麼?”這比“丁”更進一層，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醜惡驕人；至於口氣的強硬，卻很有《水滸傳》中牛二的態度。
五種之中，甲乙丙丁的話，雖然已很荒謬，但同戊比較，尚覺情有可原，因爲他們還有一點好勝心存在。譬如衰敗人家的子弟，看見別家興旺，多說大話，擺出大家架子；或尋求人家一點破綻，聊給自己解嘲。這雖然極是可笑，但比那一種掉了鼻子，還說是祖傳老病，誇示於衆的人，總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愛國論最晚出，我聽了也最寒心；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實因他所說的更爲實在的緣故。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後，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的。法國G．Lebon著《民族進化的心理》中，說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舉其大意）——“我們一舉一動，雖似自主，其實多受死鬼的牽制。將我們一代的人，和先前幾百代的鬼比較起來，數目上就萬不能敵了。”我們幾百代的祖先裏面，昏亂的人，定然不少：有講道學的儒生，也有講陰陽五行的道士，有靜坐煉丹的仙人，也有打臉打把子的戲子。所以我們現在雖想好好做“人”，難保血管裏的昏亂分子不來作怪，我們也不由自主，一變而爲研究丹田臉譜的人物：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總希望這昏亂思想遺傳的禍害，不至於有梅毒那樣猛烈，竟至百無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樣，現在發明了六百零六，肉體上的病，既可醫治；我希望也有一種七百零七的藥，可以醫治思想上的病。這藥原來也已發明，就是“科學”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傳老病”的旗號來反對吃藥，中國的昏亂病，便也總有痊癒的一天。祖先的勢力雖大，但如從現代起，立意改變：掃除了昏亂的心思，和助成昏亂的物事（儒道兩派的文書），再用了對症的藥，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
如此幾代之後待我們成了祖先的時候，就可以分得昏亂祖先的若干勢力，那時便有轉機，Lebon所說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對於“不長進的民族”的療救方法；至於“滅絕”一條，那是全不成話，可不必說。“滅絕”這兩個可怕的字，豈是我們人類應說的?只有張獻忠這等人曾有如此主張，至今爲人類唾罵；而且於實際上發生出什麼效驗呢?但我有一句話，要勸戊派諸公。“滅絕”這句話，只能嚇人，卻不能嚇倒自然。他是毫無情面：他看見有自向滅絕這條路走的民族；便請他們滅絕，毫不客氣。我們自己想活，也希望別人都活；不忍說他人的滅絕，又怕他們自己走到滅絕的路上，把我們帶累了也滅絕，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現狀，反能興旺，能得真實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蠻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應說“是”麼?
隨感錄.四十八
《隨感錄.四十八》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初刊於《新青年》第六卷第二號，署名俟；後收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北京北新書局出版的《熱風》。
隨感錄.四十八
中國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的。
古書裏的弱水，竟是騙了我們：聞所未聞的外國人到了；交手幾回，漸知道“子曰詩云”似乎無用，於是乎要維新。維新以後，中國富強了，用這學來的新，打出外來的新，關上大門，再來守舊。
可惜維新單是皮毛，關門也不過一夢。外國的新事理，卻愈來愈多，愈優勝，“子曰詩云”也愈擠愈苦，愈看愈無用。於是從那兩樣舊稱呼以外，別想了一樣新號：“西哲”，或曰“西儒”。
他們的稱號雖然新了，我們的意見卻照舊。因爲“西哲”的本領雖然要學，“子曰詩云”也更要昌明。換幾句話，便是學了外國本領，保存中國舊習。本領要新，思想要舊。要新本領舊思想的新人物，駝了舊本領舊思想的舊人物，請他發揮多年經驗的老本領。一言以蔽之：前幾年謂之“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這幾年謂之“因時制宜，折衷至當”。
其實世界上決沒有這樣如意的事。即使一頭牛，連生命都犧牲了，尚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吃了肉便不能搾乳。何況一個人先須自己活着，又要駝了前輩先生活着；活着的時候，又須恭聽前輩先生的折衷：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聲光化電”，下午“子曰詩云”呢?
社會上最迷信鬼神的人，尚且只能在賽會這一日擡一回神輿。不知那些學“聲光化電”的“新進英賢”，能否駝着山野隱逸，海濱遺老，折衷一世?
“西哲”易卜生蓋以爲不能，以爲不可。所以借了Brand的嘴說：“Allornothing”’
忽然想到.四
《忽然想到.四》初刊於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日《京報副刊》，後收入一九二六年六月北京北新書局出版的《華蓋集》。
忽然想到.四
先前，聽到二十四史不過是“相斫書”，是“獨夫的家譜”一類的話，便以爲誠然。後來自己看起來，明白了：何嘗如此。
歷史上都寫着中國的靈魂，指示着將來的命運，只因爲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正如通過密葉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見點點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雜記，可更容易瞭然了，因爲他們究竟不必太擺史官的架子。
秦漢遠了，和現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於唐宋明的雜史之類，則現在多有。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於何其相似之甚，彷彿時間的流逝，獨與我們中國無關。現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以明末例現在，則中國的情形還可以更腐敗，更破爛，更兇酷，更殘虐，現在還不算達到極點。但明末的腐敗破爛也還未達到極點，因爲李自成張獻忠鬧起來了。而張李的兇酷殘虐也還未達到極點，因爲滿洲兵進來了。
難道所謂國民性者，真是這樣地難於改變的麼?倘如此，將來的命運便大略可想了，也還是一句爛熟的話：古已有之。伶俐人實在伶俐，所以，決不攻難古人，搖動古例的。古人做過的事，無論什麼，今人也都會做出來。而辯護古人，也就是辯護自己。況且我們是神州華胄，敢不“繩其祖武”麼?
幸而誰也不敢十分決定說：國民性是決不會改變的。在這“不可知”中，雖可有破例——即其情形爲從來所未有——的滅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復生的希望，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點慰藉罷。
但這一點慰藉，也會勾消在許多自詡古文明者流的筆上，淹死在許多誣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撲滅在許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動上，因爲相似的老例，也是“古已有之”的。
其實這些人是一類，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國雖完，自己的精神是不會苦的，——因爲都能變出合式的態度來。倘有不信，請看清朝的漢人所做的頌揚武功的文章去，開口“大兵”，閉口“我軍”，你能料得到被這“大兵”“我軍”所敗的就是漢人的麼?你將以爲漢人帶了兵將別的一種什麼野蠻腐敗民族殲滅了。
然而這一流人是永遠勝利的，大約也將永久存在。在中國，惟他們最適於生存，而他們生存着的時候，中國便永遠免不掉反覆着先前的運命。
“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用了這許多好材料，難道竟不過老是演一出輪迴把戲而已麼？
隨感錄.二十五
《隨感錄.二十五》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初刊於《新青年》第五卷第三號，署名唐俟；後收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北京北新書局出版的《熱風》。
隨感錄.二十五
我一直從前曾見嚴又陵在一本什麼書上發過議論，書名和原文都忘記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見許多孩子，輾轉於車輪馬足之間，很怕把他們碰死了，又想起他們將來怎樣得了，很是害怕。”其實別的地方，也都如此，不過車馬多少不同罷了。現在到了北京，這情形還未改變，我也時時發起這樣的憂慮；一面又佩服嚴又陵究竟是“做”過赫胥黎《天演論》的，的確與衆不同：是一個十九世紀末年中國感覺銳敏的人。
窮人的孩子蓬頭垢面的在街上轉，闊人的孩子妖形妖勢嬌聲嬌氣的在家裏轉。轉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會上轉，同他們的父親一樣，或者還不如。所以看十來歲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後中國的情形；看二十多歲的青年，——他們大抵有了孩子，尊爲爹爹了，——便可以推測他兒子孫子，曉得五十年後七十年後中國的情形。
中國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纔不才。生他的人，不負教他的責任。雖然“人口衆多”這一句話，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然而這許多人口，便只在塵土中輾轉，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
中國娶妻早是福氣，兒子多也是福氣。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氣的材料，並非將來的“人”的萌芽，所以隨便輾轉，沒人管他，因爲無論如何，數目和材料的資格，總還存在。即使偶爾送進學堂，然而社會和家庭的習慣，尊長和伴侶的脾氣，卻多與教育反背，仍然使他與新時代不合。大了以後，幸而生存，也不過“仍舊貫如之何”，照例是製造孩子的傢伙，不是“人”的父親，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奧國人華寧該爾（Ottoweininger）曾把女人分成兩大類：一是“母婦”，一是“娼婦”。照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兩類了。但這父男一類，卻又可以分成兩種：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種只會生，不會教，還帶點嫖男的氣息。第二種是生了孩子，還要想怎樣教育，才能使這生下來的孩子，將來成一個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開師範學堂的時候，有一位老先生聽了，很爲詫異，便發憤說：“師何以還須受教，如此看來，還該有父範學堂了!”這位老先生，便以爲父的資格，只要能生。能生這件事，自然便會，何須受教呢。卻不知中國現在，正須父範學堂；這位先生便須編入初等第一年級。
因爲我們中國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後是隻要“人”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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