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篷船》記敘文散文
我知道有不少人都推崇周作人的散文《烏篷船》。可說實話，我第一次讀它的時候卻完全不以爲然。就那樣寥寥幾句枯燥的介紹，什麼“用竹片編成，中夾竹箬，上塗黑油”。什麼“略似玻璃而堅韌耐用”，一點感情色彩都沒有，簡直像工匠在對買主作說明。全文只有一千幾百字，可你看文章的開頭部分，第一段的結尾是“所以寫這一封信告訴你”，第二段的開頭又是“我所要告訴你的”，多麼羅嗦？真不明白那些人爲什麼要推崇它。
一直到現在，我也不認爲《烏篷船》就是怎樣難得的漂亮文章，它和它的名氣總有點不太相符。但我卻願意在這裏說一說第二次閱讀的感受。那是在一個涼風習習的秋夜，四周都很安靜，我不覺又翻開了《烏篷船》。這一回讀得很仔細，一行一行看下去，也真奇怪，我的感受竟和初讀時完全不同了。文章的開頭不再顯得羅嗦了，正是從那些似乎有些重複的字句中，我體味出一種不慌不忙，娓娓道來的從容心境，一種故意用輕描淡寫掩蓋起來的思鄉感情。那些工匠式的介紹也不顯得枯燥了，你看那幾句對船頭的描述：“船頭著眉目，狀如老虎，但仍在微笑，頗滑稽而不可怕。”這不分明流露出了對家鄉風物的親近感情？儘管作者的語氣很平靜，我們卻不難揣想他那副津津樂道的表情。那些似乎漠然而處的形容句更都一個個活動了起來：跨上腳劃的小船，“彷彿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時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這感受多麼真切，我彷彿也坐在左右搖晃的小划子裏，迎着岸邊的泥土和小草靠過去了。
越往下讀，我越覺得當初真讀得太粗心。作者哪裏只是在冷淡地作介紹，到文章的後半部分，分明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一種特殊的人生態度。看上去他是在歷數沿河的景緻，從岸旁的烏桕、紅蓼和白蘋，到稍遠處時時可見的山，各式各樣迎面而來的橋，都記得那樣清楚；看上去他是在講述夜航的趣味，從舷下的水聲櫓聲，到岸上的犬吠雞鳴，描繪得那樣生動；看上去他是在悵嘆舊俗的衰亡，從廟戲如何有趣直說到那些新建的“海式”劇場多麼粗俗，好惡又是那樣分明！可實際上，這一切都不是他要說的主要的話。他並不僅僅要告訴我們他家鄉有哪些風物，他更要讓我們知道應該怎樣去領略這些風物。他一開頭就告誡說：“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電車的那樣性急，……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們那裏的里程是很短的，一里才及英里三分之一），來回總要預備一天。”這豈不太慢了嗎？可作者說，正是要這樣慢：“你坐在船上，應該是遊山的態度，……睏倦的時候睡在艙中拿出隨筆來看，或者衝一碗清茶喝喝。”寫到僱船看廟戲時，他更明白說：“在船上行動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覺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樂法。”原來，作者筆下的那些山、水、樹、橋，都是要用這樣慢悠悠的態度才能欣賞的，重要的不是田園景緻，而是抱着閒適的心情去親近它們。不是匆匆忙忙，更不是步履沉重；不是愁容滿面，更不是怒氣衝衝；心平氣和，悠閒自在，不驚不乍，隨遇而安——這似乎就是《烏篷船》作者偏嗜的處世態度，在他心目中，故鄉紹興的山山水水正是爲實踐這種態度提供了一個合適的環境。與其說他是在向我們介紹烏篷船，不如說是在引誘我們像他那樣去乘坐烏篷船。
我並不是十分性急的人，爲什麼最初卻沒能看出這一點呢？是不是因爲沒有料到，在那個嚴酷的時代，作者竟會推崇這樣一種恬靜的心境？《烏篷船》寫於一九二六年初的北京，那正是大革命震撼全國的前夕，北方故都一片黑暗。許多有血性的文藝青年紛紛南下，投身北伐的事業。就在作者寫下這篇散文的半年以後，他的胞兄魯迅也離京南行。滿眼是地獄的景象，也許格外要向記憶中的家鄉舊事去尋取慰藉，但看看魯迅寫於這時期的回憶散文，譬如《狗·貓·鼠》和《二十四孝圖》吧，它們充盈着多麼強烈的戰鬥激情。爲什麼周作人卻要顯露這樣一副淡然無爭的情緒呢？
他比魯迅年少四歲，早年也和魯迅一樣東渡日本留學。他稟賦聰穎，精通日語，又通英語和希臘語，中國的古書也看了很多，以至被人譽爲“博識”。一九一一年回國以後，他也和許多人一樣深惡黑暗的社會現實，“五四”文學革命時，他就曾舉起人道主義文學的旗幟，爲新文化運動推波助瀾；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他更在輓聯上奮筆直書：“所謂革命政府與帝國主義原是一樣東西！”①但是，就在這積極入世的姿態背後，卻還隱伏着另一種情感，那就是對於社會進步的悲觀看法。他曾說：“昔者巴枯寧有言，‘歷史唯一的用處是警戒人不要再那麼樣’，我則反其曰，‘歷史的唯一的用處是告訴人又要這麼樣了！’”②在寫於一九三三年的《知堂文集序》裏，他更說自己“常有故鬼重來之懼”。這使人想起魯迅，他也同樣痛感到封建歷史的沉重因襲，也曾多次以宋末、明初的黑暗世道來例比現實。但在魯迅，失望越深，反越煽旺了“絕望的抗爭”的衝動；而在周作人，博識和敏感加在一起，卻蒸發出一股銷蝕鬥志的`冷氣。倘說魯迅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周作人卻可以說是知其不可爲就不爲。在愚民專制的國度裏，清醒當然是一件難得的好事，但如果被這清醒澆滅了熱情，那就反而成了壞事。周作人似乎正是這樣，年歲越長，閱歷越深，他就越少有激動的時刻。既然不相信有身外的目標可以追尋，他就只能以調整主觀態度來穩定自己；既然無需急急地趕向前方，那就乾脆放慢腳步，隨意遊逛消閒吧。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他在《雨天的書》的序言中寫道：“我近來作文極慕平淡自然的景地”，雖然“生在中國這個時代，實在難望能夠從容鎮靜地做出平和沖淡的文章來”，他卻仍然祈望自己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很懷念那種“田園詩的境界”。①在寫這段話的時候，他似乎還在田園詩和道德文章之間猶豫不定，一面追求平和的情趣，一面也禁不住要發出《關於三月十八日的死者》那樣的怒叫。但到寫於一九三五年春天的《關於寫文章》裏，他卻明確宣佈了自己的選擇：“我想寫好文章第一須得不積極。不管他們衛道衛文的事，只看看天，想想人的命運，再來亂談，或者可以好一點，寫得出一兩篇比較可以給人看的文章。”②倘按照這個標準，《烏篷船》大概就是屬於這樣的文章。
原來，周作人並不是真正的田園詩人，他對那種恬淡閒適的心境的追求不過表明了他的惶惑，他的無可奈何，就像一個被亂兵破了宅門的新派秀才，他只好學着去當隱士。《烏篷船》也不是真正的田園詩，說得誇張一點，它不過標示着作者的一條自救之道。倘若從那些平平淡淡的文句中，你已經感受到一種平和恬靜的清酒態度，那就不妨再把眼光放開一點，看看這篇散文的作者和他置身的時代，你也許還能從這種特別的人生態度背後窺見一絲逃避哲學的影子呢。可悲的是，那個動盪的時代並沒有給隱士劃出一塊靜地，周作人終究未能避開世事的紛擾。而從知其不可爲就不爲的消極立場上，是很容易滑進無可無不可的深淵的，四十年代他在民族大義上的嚴重失節，就是明證。
有許多散文一下子就能夠吸引住我們。因爲它們那飽含深情的辭句和激動人心的內容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就像把你拉到一道壯闊的大瀑前面，不由得你不動心。但也還有另一種散文，它本身並沒有塗着鮮豔的色彩來驚撼我們，但在它那些貌似平常的辭句後面，卻往往流動着一種特別的情趣，宛若濃蔭下的一條暗溪，悄悄地滋潤我們的心田。周作人的《烏篷船》似乎就屬於這一類，倘在嘈雜的車廂裏一目十行，你很可能覺得它淡而無味；但如果在靜夜的檯燈下從容品味，你或許卻會在掩卷之後浮出會心的一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