稠酒是不是酒嗎散文

在西安，喝稠酒的最好去處，無疑是西安飯莊，而西安飯莊大樓上亮出名號的四個大字，則是出自郭沫若之手。據說，郭沫若1956年來西安時，曾在此處盡享秦地佳餚美味，還喝了稠酒，並且在酒足飯飽以後針對稠酒發表評論曰：“不像酒，勝似酒。”

那麼，稠酒究竟是不是酒呢？答曰：儘管醬油肯定不是油，但稠酒卻絕對是酒，而且是比郭沫若偉大成百上千倍的唐代大詩人李白喝過的酒。

說到這裏，未免要稍稍偏離“稠酒”這個關鍵詞，針對範圍更廣闊的“酒”多說幾句。

毋庸置疑，酒的出現以及它在人類社會中歷久不衰的廣泛存在，是一個世界性的文化現象。酒類的最早研製者，在我看來是不可考的，儘管中國有儀狄造酒或杜康造酒諸說，古希臘神話、古印度典籍、以及希伯萊人的《聖經》中，也多有酒的故事。但可以肯定的是，幾乎從人類的洪荒時代起，酒就在地球上出現。許多年來，和酒有關的喜劇和悲劇、正劇和鬧劇，在中國和外國的土地上幾乎是不間斷地上演，酒的是也非也、功也過也，也實在是一個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話題。

在某些宗教徒的心目中，酒是不折不扣的萬惡之源。如佛典《四分律》中，即列有飲酒的十大過失。但另一方面，無須引經據典，只是隨意想想，也能夠說出酒的種種積極作用。亦爲天使，亦爲魔鬼，酒的確如同一枚金幣一般，有着截然不同的`兩個側面。但不能忽視的一點是，酒畢竟是一介“死物”，而“活用”酒的，則是人。所以，問題的關鍵在於，作爲地球上最有智慧的生物的我們，如何恰如其分地飲酒。

　　折回頭再來說稠酒。

酒的製作，大致可以分爲釀造酒和蒸餾酒兩大類，而西安稠酒，屬於前者。相對蒸餾酒，釀造酒在設施、技術、工藝流程上，都簡單許多，因此，在我兒時，稠酒是西安不少尋常百姓家都能製作的一種佳釀，走街串巷叫賣酒麴的小販，更是常能見到。稠酒的酒精含量在10度以下，即便是老人和孩子，也可以喝上個一碗兩碗。稠酒加熱後飲用口感最佳，加熱時放進糖桂花，香味頓增，而名號，也順理成章地被呼爲黃桂稠酒。

我小時候（一直到初中畢業），家住西安東關景龍池，出巷子北口，便是東西走向的長樂坊。長樂坊是一個老地名，唐長安城的108坊裏，就有這一坊。有趣的是，唐代，被稱作“浮粱”的名牌稠酒，就在長樂坊有售，李白常常來此暢飲，“長安市上酒家眠”的故事，可能就是發生在這裏吧！而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西安最有名的稠酒釀造師徐老三，也在長樂坊開店。我父親乃行伍出身，母親又在教會學校上過十幾年學，他們用軍隊的規矩和“上帝”的訓誡來管教子女，所以在我們家，小孩子是絕對不準接觸煙、酒的，但唯獨對稠酒可以網開一面，也因此，徐老三的稠酒，我小的時候喝過不少。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有徐家後人在東關樂居場開了一間酒坊，我前去參觀，得到了兩瓶精品稠酒，不亦快哉、不亦快哉啊！唯一遺憾的是，李白飲了稠酒詩興大發，能立竿見影地“李白一斗詩百篇”；而我儘管飲了精品稠酒，寫文章卻沒能本事見長。可見酒對文學創作，僅僅是催化劑罷了，能否寫出好玩意兒，關鍵得看奮筆疾書者，肚子裏是否有“貨”！

　　還想講一件觀今思古的“趣事”。

時下媒體上，常有對所謂“天價酒”的抨擊。其實，“天價酒”現象，倒是古已有之。據說，宋神宗趙頊一日忽然向羣臣發問：“唐時酒價幾何？”一下子把大家整了個張口結舌。唯有丁謂從容不迫地徐徐答道：“鬥直三百。”皇帝當然要追問：“愛卿何以得知。”丁謂又答：“臣觀杜甫詩：‘速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對古時酒價，倘若可以如此考察的話，那我要說，寫過“酒債尋常行處有”詩句的“寒士”杜甫，喝的可能還是比較便宜的酒；而在唐代經常消費“天價釀造酒”的（那時候，蒸餾酒還沒有出現），應該是李白。不信請讀其人其詩：“金樽清酒鬥十千，玉盤珍饈直萬錢”；“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

讓權貴者、暴發戶去喝“天價酒”吧，否則，他們的錢怎麼能花出去？而且，政府也可以趁機多收一些奢侈品稅來幫助窮人、實現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嘛！至於吾等窮人，最好還是心平氣和地來喝便宜酒。要知道，“天價酒”咕咚一口嚥下去，就是好幾百塊錢，摸摸你我發癟的錢包，夠買單嗎？

最後，把話頭扯回到文章的題目上來：稠酒不但是酒，而且是好酒。郭沫若之所以說西安的黃桂稠酒“不像酒”，可能是和他家鄉的那些蒸餾酒（如五糧液、瀘州老窖之類）相比；而“勝似酒”之論，儘管其中的“似”字，仍流露着他對稠酒身份的懷疑，但那個“勝”字，卻是準確而生動地肯定了稠酒的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