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客生涯散文隨筆
近年來流行把到北京闖蕩的外地人稱作爲“北漂”，在上海的是不是叫“海漂”？我不確切。還有在深圳和廣州的，又叫什麼漂？我也不知道。其實倒不如把這些居無定所，爲了生存，或者爲了創業，四處漂浮不定的人們統稱爲“漂客”。這樣不論你在什麼地方“漂”，也就無需另外加定語修飾了。要說到居無定所、四處漂流的生活，我纔算得上一個真正的“漂客”，從出生到垂老，一生一世都在漂流中度日，我的一生就是典型的漂客生涯。
1949年的9月19日，伴隨着解放大軍挺進江南的炮聲，還有一座座大都市慶祝勝利的鞭炮和鑼鼓聲，我誕生在長江南岸的一座小城。隨軍醫院的產房裏傳出響亮的啼哭聲，讓一直守在門外的父親喜出望外。他看着拂曉穿過黎明曙光的一隻雨燕，給新生兒起了一個充滿希望的名字“曉燕”。拂曉的雨燕，象徵着對未來的期盼與希望。這是戎馬生涯的將軍對兒子的希望，更是對即將誕生的新中國的希望。
只是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就因爲給兒子起了個鳥的名字，恐怕已經從根上決定了這個孩子一生漂流的命運。鳥是長着一對翅膀的，是註定要飛的。燕子是候鳥，更是註定了生生世世都在遷徙中度過。我的父親，一位共和國的將軍，就這樣在第一個兒子出世那一刻，賦予了他“漂客生涯”的命運。
1950年元月，出世不過4個月的我，隨着接管城市的大軍，進入了剛剛解放的大上海，完成了我第一次遷徙。
其實，有很多人，很多家庭這樣走進上海後，再也沒有離開了。更何況像我這種家庭，父母都是江南人，他們的故鄉就是近在咫尺的南潯，而且我的祖父早就在上海定居，從根子上我們家就是上海人。
可惜，我的父母不是普通人。大概在他們一起投身革命那一天起，在字典裏已經沒有了“家”的概念，沒有了是什麼地方人的認識，自然也就沒有了所謂的落葉歸根。他們二老，直到去世都沒有回到故鄉，也沒有回到上海入土爲安。作爲兩位徹底的革命者，在他們的理念裏，恐怕不僅是新中國的每一寸土地，就是地球的任何地方，都是可以長眠的去處。因爲一位真正的馬列主義者是沒有國界的。
父親在臨終前的遺囑，就是要我把他的骨灰撒到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我沒有完全遵照他的遺囑，而是將他的大部分骨灰撒進了太湖，留下小部分葬在了太湖附近的一座山上。他是太湖的子弟，革命戰爭中的大部分時期，就戰鬥在這片大湖的沿岸；解放後的大部分時間，也是在這片大湖附近的城市裏工作。我的這個安排也算讓老人家葉落歸根了吧？母親的後事，是兄弟們安排的，讓她留在瞭解放後居住最久長的北京。我徵得大家同意後，將一小部分骨灰帶回了蘇州，與父親合葬在那座小山上。
1956年，我隨着父母第二次遷徙。
這一次是閤家遷入了北京。父母親先後調到了北京工作，父親從一線部隊轉到了軍隊院校擔任教官，母親轉業後改在了大型國企做政工工作。從此，我的家因爲母親的關係，再也沒有遷徙過，就是搬家也侷限在北京城的範圍裏。因爲母親自從調入北京之後，雖然還有工作職務上的變化，卻再也沒有離開這個城市。父親卻不同，1966年他正式轉業後，離開北京被派到了蘇州工作。
我卻沒有隨着這個家的趨於穩定而在北京定居下來，僅僅在北京居住了9年，勉強完成了初中的學業。1965年，我第一次不是隨着父母遷徙，而是自己選擇了離開北京。
作爲一代知青的先驅者中的一員，我毅然放棄了繼續升高中，而是去了正在組建建設兵團的寧夏。這一走就是八年，儘管之後我的兄弟們也都有上上下下的經歷，他們卻和我的那些兵團戰友一樣，最後還是返城回到了北京。唯有我，卻是從此再也沒有回北京定居了。本是家的所在地，對我而言卻只是另一處客鄉！
我在寧夏下鄉八年之後，並沒有回到北京，也沒有回到其他大都市，而是去了四川瀘州。瀘州算是川中名城，歷史悠久，我去的卻只是位於對岸的一個小鎮——茜草壩。
1973年我和未婚妻一起，由寧夏建設兵團進入了位於瀘州茜草壩的長江起重機廠，成爲一名國營大企業的產業工人。我是爐前工，未婚妻是翻砂工。我們在那裏一呆又是八年，儘管四川風景秀麗，各方面環境也遠勝建設兵團，可是我卻從心裏認定此地只是客鄉，我是打心眼裏不願意真正定居此地的。
然而，瀘州的八年卻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了無法磨滅，永恆的記憶，甚至還有心中永遠的痛！瀘州八年還有許許多多的重要的生活轉折，我是在瀘州和未婚妻結婚的；我也是在瀘州參加了恢復高考，並考上了大學，又是在那裏完成了大學學業；我在瀘州完成了自己人生道路上第一個重要的轉身，終於從曾經的知青、後來的爐前工，成爲了具有國家幹部身份的正式教師。然而，瀘州卻也埋葬了我一對女兒，因早產夭折的雙胞胎，就埋葬在那個風光秀麗的茜草壩上。
我的漂客生涯，也許有些遺傳因素吧？父親和母親當年不遠萬里，從江南小鎮南潯，投身革命徒步走到陝北延安，然後又在新四軍轉戰大江南北。解放後，先是在上海，接着去北京。家雖然從此安在了京城，父親卻因爲工作需要，又一次隻身返回了江南。這一去，竟然再也沒有回北京生活了。1965年，在北京工作了10年的父親，終於轉業了。按照當時部隊幹部充實地方需要的幹部政策，父親被分配到了蘇州任職。從那一年起，直到11年前去世，父親一直是在蘇州工作和離休的。這位身經百戰的共和國將軍，到臨終還是一個與妻子兩地分居的漂客！
在我大學畢業後，組織上總算千方百計將我和妻子由瀘州調到了蘇州。那是1981年，我終於回到了父親身邊生活。我和他都暫時結束了漂客的生活方式，我們在蘇州組成了一個基本完整的家庭。父親、我和妻子，還有我們的小女兒，祖孫三代在古老的蘇州城定居下來，組成了祖孫三代的家，一個安在南方的家。從此我們家就形成了南北對峙的格局，父系家庭在南方的蘇州，母系家庭在北方的北京。很長一段時間都保持這種格局，一直到2005年父親去世。蘇州，從此成爲我的戶籍地，直到今天我、妻子、女兒、女婿和外孫女的戶籍，還是蘇州人。
這個美麗的江南古城，是我一生定居時間最長的城市，直到2005年都是我這個家和妻女居住的地方，算起來有24年之久。唯有我卻在1997年，再度重複起漂客的生活。我從32歲剛過了而立之年開始直到48歲，差不多就要進入知天命的年齡，都是在這座城市裏生活與工作。一生最輝煌的時刻也都是在這座古城，蘇州曾是自己事業巔峯的所在，卻也是自己又一次跌進低谷的地方。我曾經在這座古城構築起一座屬於自己的王國，一個獨資的多元化企業。就像瀘州，像北京一樣，有我的懷念，也有我的痛楚與悔恨。蘇州同樣是一座將永遠載入自己漂客生涯的城市。由於自己決策性的錯誤，導致了自己輝煌事業的徹底失敗。一個已經很有規模的包含實體的綜合性個體獨資公司破產了。事業的失敗，加上婚姻生活出現的巨大裂痕，是我離開蘇州，再一次踏上漂客生涯的主因。
1997年我孑然一身，帶着極有限的資金南下八閩，隻身獨闖福州。這一去又是八年！
造成我選擇去福州的外因，是因爲受人之邀。更準確的表述應該是受人之騙。義女的兄長在福州參加了一個名叫“爽安康”的傳銷公司所騙，在福州參加了傳銷，然後又把我騙了過去。其實，我一到就發現自己受騙了，而且很快擺脫了傳銷公司的糾纏；不甘心失敗的性格，卻讓我沒有即刻返回蘇州，而是選擇留下來，打算在福州重新打開局面，開闢自己的新天地。
當然，讓我不想離開的原因還有另一層，那就是女人。因爲，感情的破裂，讓我的.婚姻生活走到了頻臨徹底分手的程度。這本就是我選擇離開家，離開蘇州的重要原因。在福州又結識了一個性格溫純，十分會體諒我，又在我重新創業的過程裏給予了極大支持的女人。我們很快就同居了，兩個人齊心協力開始重新創業。只是非常不幸，我們苦苦拼打了兩年，還是無法完成東山再起的夢想。最後因爲很偶然的機遇走進了福利彩票發行中心。
其實能夠走進這樣一家國營性質的企業，並不是一件容易事。如果不是自己因爲失去了創業的動力，天天無所事事去研究彩票，又憑着自己天生的專研個性，對彩票的許多規律產生了自己一套觀點，我是不可能有機會走進福建省福利彩票中心的。
偶然的一個電話，我因爲質疑搖彩過程，而被這個省中心的營銷部長邀請參觀搖獎。接下來我和這位部長的一席侃侃而談，讓這位年輕部長刮目相看。我被邀請加入了省中心正在組建的宣傳組，以一個彩民專家的身份，開始遊走八閩各地。這次演講後，我的過人才智、敏捷思維、以及驚人的演講水平，不亞於中央電視臺播音員的普通話，讓省中心領導，乃至省民政廳廳長十分欣賞。巡迴演講結束，演講團解散，所有的臨時邀請人員都回去了，唯有我被留下成爲省中心正式的外聘人員，職務是省福利彩票專家。以後，民政廳對下屬企業實施體制改革的時候，又因爲我的一份《關於福建省福利彩票中心深化改革的方案》，得到廳領導高度重視，被民政廳直接人命爲省中心體改辦主任。如果，不是因爲我的年齡已經超過了福建省引進人才的政策標準，民政廳已經發函到蘇州調檔準備將我引進，成爲省中心正式編制內的一名中層幹部。
在福州的前三年很苦，後五年卻重新有了春風得意馬蹄輕的感覺。我在省中心成爲正式外聘人員後，先是在營銷科擔任營銷專員和福利彩票開發工作。那段時間幾乎足跡踏遍了八閩的山山水水，而且參與了雙色球的研究與開發，以及以後的宣傳推廣工作。後來在擔任體改辦主任的時候，還兼開發部的部長，包括省中心的一份小報的總編。因爲經常在小報發表署名文章，曾經是福建彩民人人皆知的著名彩評專家。加上身邊有位溫柔體貼的紅顏知己，讓我打算從此客居榕城不思歸去了。整整八年，我一共只回家過兩次，而且都是來去匆匆。我的心已經不在蘇州，而是在榕城了。第二次回蘇州就提出了正式離婚的要求。如若不是返回榕城之後不久，老父突然病重，住進高幹病房後再也不能起牀，女兒數度催我回去，我恐怕只會在辦理離婚手續的時候再回蘇州了。
2005年初，我不得不在省中心辭職，準備離開客居八年的榕城。我心裏明白辭去迴歸，恐怕很難短時間再返榕城了。老父病重，我有義務奉侍身邊。只怕在老人辭世之前，我已經沒有任何理由再離開他了。
我與紅顏知己灑淚而別……
回到父親病榻之前的時候，詳細瞭解了他的病情，才知道老人病倒已經半年，一直是妻子在身邊照顧。這使得我心生愧疚，也不敢繼續提到離婚的話題；再加上女兒事業與戀愛都發生了嚴重危機，無論是兒子的義務，還是父親的責任與丈夫的良心，都使我必須重新擔起家庭之主的擔子。直到同年7月底父親與世長辭，我都一直守護在病榻前。
父親去世後不久，女兒的問題到了我必須幫助她快刀斬亂麻，做出最後決策的時候。在我的建議和幫助下，她選擇了離開蘇州去上海發展的決定。於是，有了我的第七次遷徙，這也是我第一次隨着女兒的漂客生涯。
說到女兒，似乎我的漂客生涯，同樣傳導到她的身上。她在北京出生，兩歲開始隨着我們在瀘州生活了一年，三歲又跟到蘇州。在她13歲之前，幾乎每年都跟着爺爺在北京和蘇州之間“旅行”。這次，是因爲她的主因，帶來了我們一家人的申城之旅。在申城住了整整十年後，去年又是因爲她和女婿的原因，我們舉家由申城西遷到了揚州。被本以爲幾年之內應該不會離開揚州，卻不料剛剛滿7個月又遷居南京了。女兒的“折騰”，也帶來了外孫女成了小漂客。出生在上海，2歲半剛漂到揚州，三歲生日已經在南京過了。
上海的10年，是我最感覺舒適與溫馨的10年。我是骨子裏的上海人，我生活過這麼多城市，包括北京在內，從來沒有真正融入過，唯有申城，讓我如魚得水。我回歸申城之後不足3個月，已經深深感覺到自己產生了歸宿感。我曾經與朋友們說起這個話題：我說，自己七歲離開上海，半個世紀後重新回到上海，這也許就是宿命，就是輪迴，我終於還是葉落歸根了。
這種強烈的歸宿感，讓我對申城和這個大都市的一切，都以最快的速度熟悉和親切起來。我一生生活的各種城市，幾乎沒有一個地方，有超過五個的朋友。就是把這七八處地方所有可以視爲朋友的人加在一起算，必定不會超過30人。可是，我在上海的朋友卻起碼超過50人！上海的朋友林林總總，有網友，有攝友，有寵友，有驢友，還有文友，甚至有一批的“紅顏知己”！這些男男女女和我在一起有說不完的話題，他們對我有着兄長般的尊重與信任，我對他們有一種視爲弟弟妹妹的關懷與溺愛。我們幾乎每個月都有一兩次的相聚，有時一起品茶、聊天、逛街，也有時結伴而行，去做短途旅遊。我曾經帶着他們去過湘西、青海、寧夏、北京，還有江浙的秀麗山水。我的相機裏幾乎全部都是他們的風姿與倩影。申城那些茶樓、歌城、咖啡館，還有所有可以“瀟灑走一回”的地方，差不多處處找的見我們曾經的足跡。我與他們之間無話不談，而且可以暢所欲言。我們不是親人卻勝似親人！十年來凝結的友誼恐怕是此生再也難以忘懷。
離開上海是我最無奈的一次，心中的痛楚只怕是很難有人可以理解。上海不是我的故鄉，可在我心裏申城卻是我的聖城，是我夢裏的歸宿地。無奈，自己葉落歸根迴歸故地的願望，又一次成爲一場繽紛的夢境。這一次離開申城，只怕再也沒有迴歸定居的可能性了。從此以後的每一次回上海，都只能是短暫的逗留，都只怕會有一次次更加痛楚的傷痛！雖然我知道自己人生第九次遷徙的南京之旅，未必就是漂客的終點，可是卻一定知道不會第三次回到申城居住了。
南京城或許會成爲自己一生漂客生涯的終點站，我卻知道自己一定無法愛上這座有着兩千年曆史的金陵古城。我的魂已經留在了黃浦江畔那座都市，那個既印刻着自己童年足跡，又印刻了自己中晚年腳印的申城。那座同時銘刻着自己童年與中晚年歡樂的城市，必將永遠永遠地鮮活在自己心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