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的童婚散文
二姐桐香長相和大姐春香一模一樣，臉上總帶微笑，都像我們母親。她沒上過學，12歲去了新塘灣王裁縫家做童媳。男孩名叫王鳳生，比她小4歲。
二姐童婚，是我們張家的一個痛點，也是紮在當家人我伯父心裏的隱刺，有苦難言。知情人一個個故世，到現在，我算是一知半解。
父母相繼早逝後，我們兄弟姐妹加上俊哥和高山，共九個，七男二女，那時又香還沒出生。我大哥最大，18歲，堂弟和弟弟四五歲。熬稀飯時，必須用牛角竈上的大鍋。別說上學、嫁娶，養活我們就不容易。親朋好友都幫我伯父着急。我父親彌留之際，伯父對父親作了承諾：他會把我們視如親生，撫養成人！這承諾如鐵，這承諾如山。
這時，有兩家人看中了我們兄弟五個，希望過繼。一開口，我伯父斷然拒絕。人家就是看中了這些憨憨實實的兒子，想着伯父撫養我們負擔重，長久下去，怎麼受得了？伯父不能食言，豈可把血肉送人？再說，眼看再挺幾年，—個個熬大了，石頭也焐熱了，哪捨得丟開我們？！
那兩家人都姓張，一家是本屋場肖家灣的張誠增，我們喊誠增叔。他是讀書人，靠出租小量土地收租谷爲生，我家就租種了一坵老秧田，按四六比例交租。他整天病病歪歪，只生了一個女兒常青，不能再生了，極想有個兒子續香火。他選中了我三哥。另一家人住在細山衝，離我家兩三裏，叫張紹文，也讀過書，還當過小軍官。也是靠出租田地維持生計。他頭房一直沒生育，娶了二房。頭房就搬出來了，也住在肖家灣，他們選中了我弟弟。
過繼還是不過繼？對我伯父來說，是一個極艱難的選擇。但這兩家人都誠心誠意，不僅親自登門，還託人說好話。他們並不過多地講孩子多了，我伯父負擔重。那會傷伯父自尊心，好像小看他無力撫養侄輩。他們主要講，過繼以後，對孩子好，讓孩子們讀書，以後可以外出做事。孩子們本性好，長大了，也不會忘記伯父的養育之恩。這些都講到我伯父心裏了。他掂量了輕重，爲了孩子讀書，思想終於鬆動，跟我大哥二哥三哥講道理。我弟弟不太懂事，無所謂。三哥卻堅決不去別人家！
最後，因爲要派壯丁，“三丁抽一，五丁抽二”。這促使我伯父橫下一條心送出三哥和弟弟，規避了一個壯丁名額。
我伯父人緣好，愛交朋友。其中有個朋友就是新塘灣的王裁縫。新塘灣離肖家灣不遠，出了門，過肖家圫，到爬山衝，就能看見對面那座瓦屋。王裁縫個子高，單瘦，穿長褂，嘴裏有顆金牙。他手藝好，一把剪刀一把尺，一個針線包，走村串戶就掙錢。鄉下，有他這樣的手藝，不用作田，也能養家餬口。他來我家做過衣服，瞭解我家困難，知道我伯父撫養那麼多兒女不容易。他只有個獨兒子，得知我家有兩個兒子過繼給了別人，也許覺得我家嫌人多，便上門提親，希望收我二姐做他的兒媳婦。
我伯父一口拒絕，因爲二姐年齡還小，並且，剛剛把我三哥和弟弟過繼出去，接着把小小年紀的我二姐送出去做童養媳，於心不忍，也怕別人戳脊背骨。王裁縫好像也信奉“女大三，抱金磚”的俗規，我二姐比他兒子大四歲，他覺得兩人長大了結婚很般配。王裁縫私下跟我伯父講了好多次，總是帶着懇求的口氣，保證把我二姐當親生女兒養，孩子們還小，先不談婚論嫁，就算兩人是姐弟吧。他正好帶個徒弟，讓二姐和兒子一起跟他學裁縫。王裁縫的話講到伯父心坎上了，伯父考慮兩家離得不遠，走動方便，就當把我二姐送出去學裁縫手藝。伯父終於鬆了口，父母之命，媒勺之言，通常難以抗拒。
大約是1946年春天，二姐剛滿12歲，低調去了王家。照例，王家要送禮金、禮品，伯父全不要，免得聽別人講閒話：貪圖錢財，把小侄女早早地嫁出去。雙方立了“君子協定”，悄悄地辦事。不是明媒正娶，二姐去王家沒坐花轎，也沒拜堂。畢竟是童養媳，雙方心知肚明：不正常！
二姐到了王家，吃穿不愁，只是心情不舒坦，回家多，哭得多。從沒聽見她哭出聲來，眼淚汪汪。家裏人都以爲她初到陌生人家不習慣。大哥二哥做點小豆腐生意，我也幫着挑幾匣豆腐走村串戶叫賣，常去二姐家，一般都是清早到她家，屋裏寬敞，好幾間房，冷冷清清。每次總是二姐睡眼迷鬆地端個菜碗來接豆腐，沒見過王栽縫夫妻和王鳳生接過。後來知道，每天都是二姐先起來做早飯。我大哥二哥有交代，給她家送豆腐不收錢，需要多少送多少。二姐每次一定給現錢，要的豆腐從沒超過兩塊。她實際上擔當了兒媳婦的全責。如果在孃家這樣做，她心甘情願。伺候別人，就有“丫頭”、“奴家”的感概。她沒法把王家當自己的家。那個王鳳生木木訥訥，讀書讀不進。體格也不壯鍵，鼻樑上、脖子上常留有扯痧的紫色印記，沒聽他講過話。他也來我家做過客，女婿不像女婿，弟弟不像弟弟。他也不懂得把二姐當堂客，也沒有弟弟那份感情。二姐明顯地和他疏遠，我們家的人看見他也憋扭。想想，二姐在家裏，兄弟姐妹多，她又愛熱鬧。在那個冷冷清清的家庭，實際要照管他們三人生活，怎麼能適應？她整天想着回家，也無心學縫紉手藝。王栽縫老倆口對她還好，早早地接了個便宜兒媳婦，能不好嗎？只是搖頭、喟嘆：喂不熟啊！
生米己做成熟飯，不能退了！伯父見二姐老回家，每次打住時間也長。伯父覺得對不住王裁縫，王家在生活方面真的沒虧待她，也喜歡她。倒顯得自己失信於人，沒面子。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根扁擔抱着走。伯父起先是勸慰二姐，二姐不聽，賴着不去新塘灣，伯父也對她發過脾氣，有時拿起竹哨子趕她，她才哭着走，沒幾天又哭着回來了。伯父也嚇過她，說到了人家裏，童養媳也是媳，退了以後再不好嫁人。二姐也不怕，寧可長大了不嫁人也要回來。
伯父明白我二姐心裏的酸苦，一直心虛，總覺得自己對不起我父母。好在我三哥和弟弟過繼出去以後，都讀上了書，繼父母對他們都好。伯父總算有所寬慰。可是這邊的寬慰抵銷不了我二姐精神上的苦惱，消解不了伯父的內疚。他想清了，男孩出門闖蕩，適應力強。女孩離開親情的溫暖，就像菜秧子沒栽好，難活！他再也不忍心趕二姐去新塘灣，只得遷就二姐。
1949年，新中國成立不久，二姐總算離開王家，回到了孃家。還是伯父和王裁縫私下談妥，好說好散，也沒什麼離婚糾紛。雙方也有了新思想：童婚不是個爭面子的事，都不聲張。
我對二姐的童婚知道點點子，知道二姐不滿意，精神壓抑。我當兵後，1959年3月，第一次探家。我完全是爲着蒐集寫作素材、瞭解人物內心，向伯父打聽二姐的故事。伯父很緊張，以爲我在外邊學習，有覺悟了，回家來盤問，要替我的親姐姐打抱不平。他就從頭到尾地向我解釋說明，我這才知道前述二姐的'童婚經歷。我真的不責怪、埋怨伯父。相反，我懂得了封建婚姻制度就那樣，男尊女卑，父母包辦，特別漠視女子利益，強迫更不用說。我也更懂得人生的艱產、複雜，伯父不容易，我更敬重、體諒伯父。就當這是一門“娃娃親”，有好朋友父母，雙方孩子還在娘肚裏就定親家哩！
1950年3月，《中華人民和國婚姻法》出臺，同年5月1日起實行。這是新中國頒佈的第一部具有基本法性質的國法，核心是保證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權益，提高婦女地位，提高婚姻質量。那時，普法工作好，家喻戶曉，深入人心。婦女翻身得解放，婚姻要自主自由，反對包辦代替，反對不平等不合理的婚姻。伯父早先還有精神壓力，覺得二姐“悔婚”了，面子過不去。學了婚姻法後，心明眼亮，放下了思想負擔，滿懷信心，要給二姐再找個好婆家。
二姐待在家中，一直坦然面對。她覺悟提髙了，也有了經驗教訓，有人提親，不再稱媒婆，叫介紹人，她要自己瞭解對方，這很合當今一些人的寧缺不湊合的思想，追求理想婚姻難能可貴。她在家裏專心學習縫紉。在王家學過，只當輔助工，做佈扣，鎖釦眼。那是先用布條捲成小細條，縫好，打出類似中國結，做釦子、扣襻。那陣子，女人學裁縫的多，生意不好做。在肖家灣有好幾家。如張仁桃在外教書，堂客謝芷仁是裁縫，還買了織襪機，生活殷實。賊古佬也盯上她家了。有天夜裏有個賊古佬在她家大門旁的正牆上打了個洞，有人發現纔沒能鑽進去偷走織襪機。我二姐決心學好縫紉，不怕人多爭生意，她只給家裏人和親戚朋友做衣服，也夠她忙的。
我參軍時，穿的就是二姐剪裁、縫製的一套灰卡嘰中山服，褲子是女式的，前襠沒開口，開在側面，褲腳寬大。到縣裏應徵，發了軍裝後，就收起來，打在小包袱裏，睡覺當枕頭用。到了武昌汽車學校，加入了學員隊的籃球隊。穿軍褲打球不舒服，也怕汗漬，就換上便褲當運動服。有一批學員是從廣東幾個城鎮招來的，有的還是廣州市人。我一入伍就吃胖了，他們嘲笑我“肥佬”，看我穿土裏土氣的女人褲子，又喊“土肥佬”。我再也不穿了，一直收在包袱裏，跟着我分配到雲南。當兵不能穿便服，我也猛長個頭，從1.64米長到1.74米，二姐做的這套衣服穿不成了，寄回家也不合算。我們開車、修車需耗費大量擦車布，便把衣褲撕開成片，擦車用了。
我當兵後不久，二姐和歐源小學的曹鶴年老師結婚了，她們還在學校對面的畲裏起了一幢四間瓦房。姐夫跟我強哥同歲，長得濃眉大眼，細皮白肉。家在離歐源不遠的國塘，家庭成分是地主，也許是這個原因，他一直不喜歡回家，學校就是他的家。他性格謙和，脾氣好，能說會道。常要配合農村基層幹部宣傳時事政策，和肖家灣的人非常熱悉，口碑也好。和我的大哥、二哥來往多，熟了，也成了我家常客。他不吸菸，愛喝兩口酒。我二姐和他好像前世有緣，兩人都在等對方。22歲的二姐，嫁給了26歲的鶴年哥，在鄉下看，兩人都算剩男剩女，晚婚！他們不用媒人，也不再要伯父和兄嫂們操心，是自己談好的。我們一直稱他鶴年哥，伯父很看重他，稱他曹先生，鶴年先生，這裏的先生特指老師。
好人有後福！我真爲二姐和鶴年哥高興、慶幸。他們生活好，從不吵架，鶴年哥有修養，二姐也會持家、體貼人。二姐在家裏做縫紉，有一定收入。婚後第二年就生下大女兒，起名曹育羣，按自然規律接着生第二個女兒。她的縫紉技藝也純熟了，可以剪裁，雖然識字少，給顧客做衣服量了尺寸都能記住。看到有人穿新款式衣服，就能仿製。她覺得我的軍裝穿在身上很合體，不緊不鬆，不長不短。把我的軍裝尺寸量好，要鶴年哥幫她記在本上。說是哪一天有人來找她做衣服時，作設計、裁剪的參考標準。
後來，鶴年哥調到離家不遠的溪口中學教書，待我二姐依舊好。隔了好多年，二姐36歲，突然生了第三胎，是個兒子，和我的兒子同年。她的生活、幸福更園滿了。我伯父心裏的一塊石頭算掏出來，扔掉了，他可以不再爲我二姐操心。
2004年4月19日，正是鶴年哥73歲生日，人生七十三這道坎，他沒能跨過去，盡享天倫之樂。他己成爲歐源村人，家，親人，都在這裏。因此，他安葬在家對門山上。墓碑上鐫刻了我二姐的名字，宣示兩人生同心，死同穴。
外甥女、外甥各自成家立業了，外甥在縣政府部門工作，有了自己的房子。二姐隨兒子進城了。大女兒、二女兒各自家境也好。孫子、外孫也大學畢業，有了滿意的工作。二姐83歲那年，我又見了她，雖已滿頭白髮，仍紅光滿面，牙齒齊整，聲音宏亮，聽覺靈敏。她最高興的是，我們七個兄弟姐妹還有五個健在，大的86歲，小的77歲，身體都健旺，家庭和睦，有兒女福。面對一臉福相的二姐，我忽然想起她專爲我參軍出遠門做的那套“禮服”，很懊悔。如果當年不撕了當擦車布用，而是保存下來，半個世紀後的今天，那不是我的壓箱之寶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