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來和他的孔學研究散文

雖說恩來早已是我老家營口的父母官了，但是每次見到我還是一口一個老兄的叫着，而且彼此確有一種手足之情，最好是別再酒桌上坐到一起，到那時他也不是領導了，我也不是病號了，記得一次三個人喝光了他帶來的兩瓶五糧液，但凡喝高了的時候，準會說起當年我們倆不打不相識的故事。

那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事情，正在市委政研室工作的我是《營口日報》的雜文專欄的作者，筆名一粟，曾就當時幹部隊伍片面強調幹部隊伍年輕化、知識化的問題行文抨擊，文章見報不久，便有筆名申辰者著文反駁，大意是我把這些問題擴大化了，有些以偏概全，我當即反擊，字裏行間充滿了火藥味，對方也不客氣，冷靜中不無尖刻，於是我們倆便在《營口日報》上你來我往的過招，後來我聽說這個申辰來自市委組織部，這氣就更是不打一處來，辯論的內容逐漸擴大到當前幹部組織工作的種種不正之風上，很明顯，我的觀點來自“在野黨 ”，他的態度代表“在朝黨”，於是也有不少跟着起鬨看熱鬧的，機關裏經常有人拿着報紙喊：你看你看，一粟和申辰又幹起來了，估計那段時間《營口日報》的發行會有些起色，後來這場筆仗戛然而止，據說是有位領導說了話。也有人說，這一粟和申辰是不是一個人啊，自己炒自己，好像《牛虻》中亞瑟就這麼幹過。我也在找，申辰何許人也？不久我調省監察廳工作，一羣喜歡舞文弄墨的朋友爲我餞行，酒桌上還有朋友的朋友，恩來便在其中，雖說我們是第一次見面，三言兩語，便有一見如故甚至相見恨晚的感覺，越嘮越近乎，嘮着嘮着便漏了底，原來他就是申辰！嘿嘿，這才叫緣分呢，啥也別說了，“恨晚”變成了“恨碗”，只恨這喝酒的碗太小，於是換大碗，後果可想而知，再見面，先幹三杯已成慣例。

寫文章，我是半路出家的花和尚，憑得主要是激情和靈感；恩來卻是文科出身的大學生，有着相當紮實的寫作功底。那時候，《營口日報》的“遼河灣”裏，還有兩位重量級人物，一位是我的恩師沈任民先生，筆名金鷹，一位是恩來的伯樂王充閭先生，筆名汪聰。相形之下，我是個不及格的學生，任民老師曾就一些常識性的錯誤直截了當的批評過我：缺乏治學精神，應當刻苦鑽研。恩來則相反，他是充閭先生的得意門生，不僅文章寫得好，人緣也好，仕途上的成績也好——他大學畢業的時候，我早已當了科長，等到我當上處長的時候，人家已經做了市級領導，好在無論他官當得多大，一不忘謙遜，二不忘友情，三不忘文學，否則，我們就不會將哥們鐵到今天。

雖說是“鐵哥們”，但是內心深處也時有疑惑，本質上我們都是一種人、一條路，爲何恩來就能把做人做官作文三者兼而顧之，相得益彰呢？直到有一天，恩來把他的新作《人性的尋找——孔子思想研究》贈送給我的時候，纔在他的孔子情結和儒學心得中找到了比較正確的答案。

我只知道恩來的美文曾被編入《遼寧散文大系》，卻不知道還會有這樣一本研究孔子的理論專著，我也不知道，就祖籍而言，恩來是孔子的山東老鄉；就機緣而言，恩來是在“批林批孔”得以閱讀《論語》全文；就學歷而言，恩來大學畢業的論文就是《試論孔子的“中庸”思想》，並以《“中庸”本義》和《再論“中庸”爲題》相繼發表在《國內哲學動態》上，那是1984年，那一年恩來28歲。從此，恩來論孔子的美文佳作一發而不可收拾，先後在國家和省市各級刊物上發表有關孔子的學術論文二十餘篇，其中，《孔子人才思想通論》獲遼寧省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這是2000年，44歲的恩來時任營口市委副書記兼任營口市紀委書記。以這樣的官階，做這樣的學問，獲這樣的成就，當爲我所尊敬的文化官員。迄今爲止，恩來接觸孔子學說，研究儒家思想整整四十年，可以說貫穿一生，融入血脈，豈止“走近孔子”，而是走“進”孔子，孔子的哲學思想和普世價值已經成爲恩來做人做官作文做事的精神指歸和文化標準。

《走近孔子》是恩來於1999年爲了紀念孔子誕辰兩千五百五十年而寫的論文。其中，他對孔子的評價有十個方面，諸如“率直無畏的諍友”、“循循善誘的師長”、“博採衆長的學說”、“實事求是的楷模”、“出類拔萃的聖人”等等，讓我們在經過千年疏離和百年混淆之後重新看到了一個高尚而親切的孔子。另外，我們也在走近孔子的同時進一步認識了恩來的人生旅途和精神世界：“貧苦出身的學者”“寬厚博愛的仁人”、“孜孜以求的志士”“審時度勢的君子”、“坦蕩快樂的人生”。如果說如今的恩來已經在世事風雨中長成了一棵大樹，枝繁葉茂卻也盤根錯節，這個根就是中國文化的積澱和儒學思想的薰染。於是，他做人以“仁義”爲本，做官以“禮制”爲本，做文以“載道”爲本，做事以“中庸”爲本。這纔有了今天的政界的優秀的成功的王恩來。

說到政界，似有兩種極端：一種是當年所謂的“黨性”至高無上，非常機械生硬；一種是當今所謂的.“理性”至高無上，極其功利冷酷。正是在這樣一種文化環境中，恩來在努力進行“人性的尋找”乃至“孔子的迴歸”——仕途溫暖，官場清明。他說：“孔子的思想體系，是以其對人性的認識和人的發現爲基礎，以‘仁’爲核心，以‘中庸’爲思辨方法，以‘禮’爲社會規範構成的。”應當說，恩來的“尋找”絕非單純的文本研究，而有現實的社會意義。目前我們的官場，我們的領導幹部，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應當提倡“仁者愛人”的親民思想，應當提倡“中庸”“適道”的辯證思想，應當提倡“克己復禮”的廉政思想。正是在這些方面，恩來不僅爲我們提出了正確的觀點，而且爲我們做出了傑出的表率。他做人大主任，是一位親民如父愛民如子的好官；他做組織部長，是一位不偏不倚不親不疏的正官；他做紀委書記，是一位嚴以律己秉公執紀的清官。在營口，恩來的口碑極佳，人緣特好，方方面面的朋友非常多，因此他當領導的威信非同一般的高。說到底，就是因爲他的“德才廉能績”，因爲他的“仁義禮智信”。這樣的學習型、學者型的黨政官員或者君子類、孔子類的領導幹部，想必總書記和老百姓都會喜歡。因爲好，因爲少，似乎越來越少。

寫到這裏，我再次翻開恩來的這本《人性的尋找》——字裏行間，突然尋找到了恩來幾十年來做人與做官、做文、做事的最佳結合點，其中不乏孔子的仁學體系、中庸思想、禮制主張、爲政方略、家庭倫理及其義利觀、人才觀、文化觀等等。一方面是人性的尋找，一方面是人品的完善和人才的完成，竊以爲，學習纔是“黨性”“理性”“人性”的契合點，即便從最“功利”的角度出發，還是要好好學習，天天向“善”——向恩來學習，向孔子學習，向傳統文化學習，向人類精華學習。這樣，只有這樣，纔有可能做成好人、好官、好文、好事。如此說來，我與恩來的差距，不是仕途機遇，而是學習成績。不是得到什麼和怎麼得到，而是尋找什麼和怎麼尋找。

恩來，文學是藝術，人生是藝術，執政也是藝術。凡是藝術的都是唯美的，都是棄惡的。你論證孔子的爲政思想是“尊五美、摒四惡”。我相信，這纔是你熟記於心熟路於行的孔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