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書法家王獻之簡介

王獻之（344-386）字子敬，小名官奴。官至中書令，他在書法上與其父王羲之並稱“二王”。王獻之在王羲之以後又創造了一種更妍媚流便的書體。唐張懷瑾稱：“父之靈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獨絕也。”

子敬幼時學於父，其次學張芝，他五、六歲時習字，父親潛於背後，猛抽他的筆，竟然沒有抽脱，歎道：“此兒當會有大名氣。”寫《樂毅論》與他作範本，習後，能寫極小的楷書。他的傳世墨跡有《中秋帖》、《十二月帖》、《鴨頭丸帖》、《廿九日帖》《玉版十三行》等等。《玉版十三行》是王獻之小楷代表作，被譽為“小楷極則”，筆劃雋秀挺撥，結字蕭散逸巖，顧盼有致，盛名千年不衰。《廿十九日帖》同其它墨跡有所不同，此帖在書體上楷、行、草書混雜，分外諧調，有寄情翰墨，自由抒懷之風尚。《中秋帖》被人稱為“一筆書”之祖，世傳張芝“一筆書”到晉代僅有王獻之獨得其法。暢快淋漓的筆法歎為觀止。

人物生平

唐寅《王獻之休郗道茂續娶新安公主圖》王獻之，字子敬，小名官奴，為右軍將軍王羲之第七子。他少負盛名，高超不凡，放達不羈，雖終日在家閒居，但形貌舉止並不懶散，才華氣度超過時人。

他曾與兄長王徽之、王操之一起拜訪名士謝安，兩位兄長多談世俗事，王獻之只隨便説了幾句問候寒温的話。離開謝家後，客人問謝安王氏兄弟的優劣，謝安説：“小的優。”客人問原因，謝安回説：“大凡傑出者少言寡語，因為他不多言，所以知道他不凡。”後迎娶北中郎將郗曇之女郗道茂為妻。

王獻之最初出任州主簿、祕書郎，轉任祕書丞。後來，他被挑選為新安公主司馬道福的駙馬，屢辭不得，遂與郗道茂離婚。已經執政的謝安十分敬愛王獻之，請他擔任自己的長史。

太元五年（380年），謝安因功進拜衞將軍，王獻之仍擔任其長史。不久，授職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入朝擔任中書令。

太元十年（385年），謝安病逝後，有關他的封贈禮儀在百官中存在着不同意見，只有王獻之、徐邈共贊謝安對朝廷有忠心與功勛。王獻之上書極力陳述謝安的功績，晉孝武帝以隆重的禮儀封贈謝安。

王獻之長期服散致疾，為了避娶新安公主，曾灸足心，導致落下後遺症。太元十一年（386年），病逝，時年四十三歲。

隆安元年（397年），王獻之之女王神愛（即晉安帝安僖皇后）被立為皇后，安帝便追贈王獻之為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諡號為“憲”。

主要影響

王獻之一生的書法藝術並不守舊，且與父不同，字身喜帶長形。王獻之家學淵源，學習勤奮。其詩文書法，為東晉後起之秀。他筆下的草書，下筆熟練、潤秀、飛舞風流，不亞於父親王羲之，父子合稱二王。

王獻之自小跟隨父親練習書法，胸有大志，後期兼取張芝，別為一體。他以行書和草書聞名，但是楷書和隸書亦有深厚功底。由於唐太宗並不十分欣賞其作品，使得他的作品未像其父作品那樣有大量留存。傳世名作《洛神賦十三行》又稱“玉版十三行”。前人評論王獻之的書法為“丹穴凰舞，清泉龍躍。精密淵巧，出於神智”。他的用筆，從“內拓”轉為“外拓”。

他的草書，更是為人稱道。俞焯曾説：“草書自漢張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他的傳世草書墨寶有《鴨頭丸帖》《中秋帖》等，皆為唐摹本，他的《鴨頭丸帖》，行草，共十五字，絹本。清代吳其貞在《書畫記》裏對此帖推崇備至，認為：“（此帖）書法雅正，雄秀驚人，得天然妙趣，為無上神品也。”他的《中秋帖》行草，共二十二字，神采如新，片羽吉光，世所罕見。清朝乾隆皇帝將它收入《三希帖》，視為“國寶”。

王獻之學書和他的父親一樣，不侷限於學一門一體，而是窮通各家。所以能在“兼眾家之長，集諸體之美”的基礎上，創造出自己獨特的風格。終於取得了與王羲之並列的藝術地位。書跡有宋米芾臨的《中秋帖》等。

王獻之是魏晉書家羣體中的一位鉅子。父親王羲之的悉心的傳授和指導，使他奠定了堅實的筆法基礎。由於他是魏晉名家中晚出的.一位，客觀上為他提供了博採眾家之長、兼善諸體之美的機遇，贏得了與王羲之並列的藝術地位和聲望。謝安曾問他：“你的書法與令尊大人相比，怎樣？”王獻之道：“當然不同，各有所長。”謝安道：“旁人評價不是這樣。”王獻之道：“旁人哪裏知道。”

王獻之他還創造了“一筆書”，變其父上下不相連之草為相連之草，往往一筆連貫數字，由於其書法豪邁氣勢宏偉，故為世人所重。

王獻之的楷書父子聞名之世，唐宋以下的書家們，寫楷嚴整俊美，媚俏的筆調。他們父子倆的楷筆，真可是千古不朽，萬世流傳，有不可磨滅的吸引力。桓玄很喜愛他們父子的書法，做了兩個書袋，分別裝着他們父子二人的字畫，放在左右欣賞。

由晉末至樑代的一個半世紀，他的影響甚至超過了其父王羲之。梁書畫家袁昂在《古今書評》中説：“張芝驚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將四賢並稱。而宋齊之間書學地位最高者則一度推王獻之。獻之從父學書，天資極高，敏於革新，轉師張芝，而創上下相連的草書，媚妍甚至超過其父，窮微入聖，與其父同稱“二王”。樑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雲：“比世皆尚子敬書”，“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當時幾乎成了王獻之的天下。一直到了唐代，唐太宗竭力褒揚王羲之而貶抑王獻之，一些書法評論家才開始認為王獻之的書法比不上他的父親王羲之。但是北宋書法家米芾，主要是向王獻之學習。現代著名學者、書法家胡小石更認為張旭、懷素一派之“狂草”，便是由王獻之草書發展而成的。

張懷瓘在《書估》中評其書法為第一等，並評其真書第四、行書第二、章草第一、草書第三，與其飛白書都為神品，他的八分書則被列為能品。庾肩吾《書品》將王獻之的書法定為上中品，而盛熙明在《法書考》中則將其書法列為上品。

王獻之的遺墨保存很少，數量遠遠沒有王羲之那麼豐富。因唐太宗貶獻之而不購求其書作，內府的王獻之書跡“僅有存焉”。宋初的書法，並舉“二王”，宋太宗趙光義留意翰墨，購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跡，命侍書王著摹刻十卷，這就是著名的《淳化閣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賜焉。”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單著錄王獻之書帖的有七十三件，經後人考證為偽作或他人所書者達二十餘件，北宋宣和年間，宋徽宗雅好王獻之書法，《宣和書譜》所收的王獻之書跡增至八十餘件。但這些墨跡本絕大多數沒有保存下來，僅存的墨跡本，不逾七件，而且都是摹本，歷代刻帖還保留着一些真跡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