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宋代四大詩人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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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大詩人解析

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一字和仲，號鐵冠道人、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蘇仙 、坡仙 ，漢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欒城，北宋文學家、書法家、美食家、畫家，歷史治水名人。

嘉佑二年(1057年)，蘇軾進士及第。宋神宗時在鳳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職。元豐三年(1080年)，因"烏臺詩案"被貶爲黃州團練副使。宋哲宗即位後任翰林學士、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等職，並出知杭州、潁州、揚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黨執政被貶惠州、儋州。宋徽宗時獲大赦北還，途中於常州病逝。宋高宗時追贈太師;宋孝宗時追諡"文忠"。

蘇軾是北宋中期文壇領袖，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縱橫恣肆;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獨具風格，與黃庭堅並稱"蘇黃";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同是豪放派代表，並稱"蘇辛" ;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與歐陽修並稱"歐蘇"，爲"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善書，"宋四家"之一;擅長文人畫，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李志敏評價:"蘇軾是全才式的藝術巨匠。"王士禎更將其與李白、曹植並稱爲漢魏以來，二千餘年間的“三大仙才”。

作品有《東坡七集》《東坡易傳》《東坡樂府》《瀟湘竹石圖》《枯木怪石圖》等。

蘇軾對社會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思考都毫無掩飾地表現在其文學作品中，其中又以詩歌最爲淋漓酣暢。在二千七百多首蘇詩中，干預社會現實和思考人生的題材十分突出。蘇軾對社會現實中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時宜”的態度，始終把批判現實作爲詩歌的重要主題。更可貴的是，蘇軾對社會的批判並未侷限於新政，也未侷限於眼前，他對封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弊政、陋習進行抨擊，體現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識。

蘇軾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閱歷極爲豐富。他善於從人生遭遇中總結經驗，也善於從客觀事物中見出規律。在他眼中，極平常的生活內容和自然景物都蘊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題西林壁》和《和子由澠池懷舊》兩詩。在這些詩中，自然現象已上升爲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轉化爲理性的反思。尤爲難能可貴的是，詩中的哲理是通過生動、鮮明的藝術意象自然而然地表達出來，而不是經過邏輯推導或議論分析所得。這樣的詩歌既優美動人，又饒有趣味，是名副其實的理趣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和“雪泥鴻爪”一問世即流行爲成語，說明蘇軾的理趣詩受到普遍喜愛。蘇詩中類似的作品還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飲湖上初晴後雨》、《慈湖夾阻風》等。蘇軾極具靈心慧眼，所以到處都能發現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蘇軾對沉浮榮辱持有冷靜、曠達的態度，這在蘇詩中有充分的體現。蘇軾在逆境中的詩篇當然含有痛苦、憤懣、消沉的一面，但蘇軾更多的詩則表現了對苦難的傲視和對痛苦的超越。

蘇軾學博才高，對詩歌藝術技巧的掌握達到了得心應手的純熟境界，並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範，縱意所如，觸手成春。而且蘇詩的表現能力是驚人的，在蘇軾筆下幾乎沒有不能入詩的題材。

以“元祐”詩壇爲代表的北宋後期是宋詩的鼎盛時期，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人的創作將宋詩藝術推向了高峯。就風格個性的突出、鮮明而言，王、黃、陳三家也許比蘇軾詩更引人注目。然而論創作成就，則蘇軾無疑是北宋詩壇上第一大家。在題材的廣泛、形式的多樣和情思內蘊的深厚這幾個維度上，蘇詩都是出類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蘇軾具有較強的藝術兼容性，他在理論上和創作中都不把某一種風格推到定於一尊的地位。這樣，蘇軾雖然在創造宋詩生新面貌的過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詩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這兩個主要缺點。所以蘇軾在總體成就上實現了對同時代詩人的超越，成爲最受後代廣大讀者歡迎的宋代詩人。

歐陽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漢族，吉州永豐（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人，北宋政治家、文學家，且在政治上負有盛名。因吉州原屬廬陵郡，以“廬陵歐陽修”自居。官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諡號文忠，世稱歐陽文忠公。後人又將其與韓愈、柳宗元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與韓愈、柳宗元、蘇軾、蘇洵、蘇轍、王安石、曾鞏被世人稱爲“唐宋散文八大家”。

歐陽修是在宋代文學史上最早開創一代文風的文壇領袖。領導了北宋運動，繼承並發展了韓愈的古文理論。他的散文創作的高度成就與其正確的古文理論相輔相成，從而開創了一代文風。歐陽修在變革文風的同時，也對詩風詞風進行了革新。在史學方面，也有較高成就。

北宋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007年8月1日）寅時，歐陽修出生於綿州（今四川綿陽），當時他父親任綿州軍事推官，已經56歲了。3年後（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父親去世。歐陽修是家裏的獨子，與母親鄭氏相依爲命，孤兒寡母只得到湖北隨州去投奔歐陽修的叔叔。叔叔家不是很富裕，好在母親鄭氏是受過教育的大家閨秀，用荻稈在沙地上教歐陽修讀書寫字。歐陽修的叔叔也不時關懷，總算沒有讓童年的歐陽修失去基本的教育。

歐陽修自幼喜愛讀書，常從城南李家借書抄讀，他天資聰穎，又刻苦勤奮，往往書不待抄完，已能成誦；少年習作詩賦文章，文筆老練，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興的希望，曾對歐陽修的母親說：“嫂子不必擔憂家貧子幼，你的孩子有奇才！不僅可以創業光宗耀祖，他日必然聞名天下。”十歲時，歐陽修從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愛其文，手不釋卷，這爲日後北宋運動播下了種子。

歐陽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對當時經濟、政治和軍事等方面的嚴重危機，有較清醒的認識。主張除積弊、行寬簡、務農節用，與范仲淹等共謀革新。晚年隨着社會地位的提高，思想漸趨保守，對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譏評；但比較實事求是，和司馬光等人的態度是不盡相同的。

歐陽修在中國文學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繼承了韓愈古文運動的精神。作爲宋代運動的領袖人物，他的文論和創作實績，對當時以及後代都有很大影響。

宋初，在暫時承平的社會環境裏，貴族文人集團提倡的西昆體詩賦充斥文壇，浮華纂組，並無社會意義，卻曾風靡一時。爲了矯正西昆體的流弊，歐陽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愛讀韓愈文集，出仕後親自校訂韓文，刊行天下。

他在文學觀點上師承韓愈，主張明道致用。他強調道對文的決定作用，以“道”爲內容，爲本質，以“文”爲形式，爲工具。特別重視道統的修養，提出“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答吳充秀才書》），“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答祖擇之書》），“學者當師經”，師經才能用“道”來充實自己。但他又假正了韓愈的某些偏頗。在對“道”的解釋上，他把現實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體內容。他認爲學道而不能至，是因爲“棄百事不關於心”（《答吳充秀才書》）。他反對“務高言而鮮事實” （《與張秀才第二書》）。在對待“道”與“文”的關係上，主張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認爲“文”固然要服從於“道”，但非“有德者必有言”，並且列舉了許多例子說明“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世”。所謂“事信言文”，就是內容要真實，語言要有文采，做到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這是歐陽修對創作的基本論點。

他取韓愈“文從字順”的精神，大力提倡簡而有法和流暢自然的文風，反對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澀。他不僅能夠從實際出發，提出平實的散文理論，而且自己又以造詣很高的創作實績，起了示範作用。

他的主張得到了尹洙、梅堯臣、蘇舜欽等人的熱烈贊同。後來，知貢舉（主管考試進士）時，又鼓勵考生寫作質樸曉暢的古文，凡內容空洞，華而不實，或以奇詭取勝之作，概在摒黜之列。與此同時，他又提拔、培養了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等一代新進作家。這樣，他倡導的運動就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王安石歷任揚州籤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後，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鬱然病逝於鐘山（今江蘇南京），贈太傅。紹聖元年（1094年），獲諡“文”，故世稱王文公。

從文學角度總觀王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傑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運動，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餘風作出了貢獻。但是，王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於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乾枯，但不失大家風範。

散文

王安石爲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繫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爲社會服務，強調文章的現實功能和社會效果，主張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

王安石的論說文，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結構謹嚴，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爲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

王安石的短文，直陳己見，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形成了“瘦硬通神”的獨特風貌，如史論《讀孟嘗君傳》，全文不足百字，然而層次分明，議論周密，詞氣凌厲而貫注，勢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辯的邏輯力量。還有一部分山水遊記散文，簡潔明快而省力，亦記遊，亦說理。

詩歌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以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罷相爲界分爲兩個階段，在內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別。前期創作主要是“不平則鳴”，注重社會現實，反映下層人民的痛苦，傾向性十分鮮明，風格直截刻露；晚年退出政壇後，心情漸趨平淡，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後期創作“窮而後工”，致力於追求詩歌藝術，重煉意和修辭，下字工、用事切、對偶精，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遠韻的風格在當時詩壇上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

詞

王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餘首，大致可分爲抒寫情志和闡釋佛理兩類，“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其抒情詞作，寫物詠懷，多選空闊蒼茫、淡遠純樸的形象，營造出一個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豪縱沉鬱，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共開豪放詞之先聲，給後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黃庭堅(1045年8月9日-1105年5月24日)，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縣)人，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盛極一時的江西詩派開山之祖，與杜甫、陳師道和陳與義素有“一祖三宗”(黃庭堅爲其中一宗)之稱。與張耒、晁補之、秦觀都遊學於蘇軾門下，合稱爲“門四學士”。生前與蘇軾齊名，世稱“蘇黃”。

著有《山谷詞》，且黃庭堅書法亦能獨樹一格，爲“宋四家”之一。北京大學教授、引碑入草開創者的李志敏評價：“黃庭堅引鶴銘入草，雄強逸蕩，境界一新”。

江西詩派是北宋後期形成了一個以杜甫爲祖，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爲宗(即“一祖三宗“)的詩歌流派。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開派宗師和領袖。該流派崇尚黃庭堅的“點鐵成金、奪胎換骨“之說。且詩派成員大多受黃庭堅的影響，作詩風格以吟詠書齋生活爲主，重視文字的推敲技巧。[2]

黃庭堅的詩以唐詩的集大成者杜甫爲學習對象，構建並提出了“點鐵成金“和“奪胎換骨“等詩學理論，成爲江西詩派作詩的理論綱領和創作原則，對後世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作爲宋代大詩人之一，黃庭堅對宋詩的影響甚至超過了一代大文豪蘇軾。蘇軾作詩以氣運筆、放筆縱意、縱橫馳騁、大開大闔、變化莫測、結構複雜，無跡可求，所以蘇詩成就雖高，師之者極少，未能形成流派。黃庭堅的創作思路有跡可尋，甚講法度，便於學習，所以其追隨者很多。黃庭堅的詩，法度嚴謹，說理細密，代表了宋詩的特點。可以說，黃庭堅詩是最具宋詩藝術特色的，受黃庭堅影響形成的江西詩派，也影響了南宋一代詩風，並對後世造成深遠影響。蘇軾做侍從官時，曾舉薦黃庭堅代替自己，推薦詞中有“瑰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句，可見推舉之重。

一是注重用字。用字“要字字有來處“。時人評黃庭堅作詩“一字一句，必月鍛季煉，未嘗輕發“。黃庭堅還提出詩的 “句中眼“ ，所謂“句中眼“即後人所說的“詩眼“，就是注重對關鍵字詞的錘鍊，如“春風又綠江南岸“之“綠“字，即是錘鍊而來，可謂“置一字如關門之鍵“。

二是重視句法。黃庭堅《送顧子敦赴河東》詩：“無人知句法，秋月自澄江“。何謂“句法“，從這句詩裏可以看出，黃庭堅論詩的句法尚簡易，如秋月澄江，明晰可感。在 《與王觀復第二書》中說：“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後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無斧齒鑿痕，乃爲佳耳。“

三是講究章法。黃庭堅講章法命意言論甚多，如：“欲作楚辭，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作錦。“把章法結構喻爲“錦機“。又如“山谷文章必謹佈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又如：“作詩正如作雜劇，初時佈置，臨了須打諢，方是出場。“綜合起來看，黃庭堅所謂章法是講求詩的結構的曲折變化，而這些曲折變化是通過學習前人作品揣摩出來的。

黃庭堅雖講詩法，但他並不固守詩法，而是要求最終超越詩法，達到 “不煩繩削而自合“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