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傑貢獻及其作品風格
導語：“初唐四傑”是指中國唐代初期四位文學家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的合稱，簡稱“王楊盧駱”。
初唐四傑介紹：
王勃出身望族，爲隋末大儒王通的孫子(王通是隋末著名學者，號文中子)，王通生二子，長名福郊，次名福峙，福峙即王勃之父，曾出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縣令、六合縣令、齊州長史等職。可知王勃生長於書香之家。王勃也是王績的侄孫。
王勃小時候很聰慧，從小就能寫詩作賦，世人目爲神童。
王勃雖然才14歲，尚是一少年，但由於才華畢露，在那時就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齊名並稱爲“初唐四傑”。
咸亨三年(672年)王勃返回長安，裴行儉、李敬玄同典選事，聞王勃文名，又數次召用，但王勃恥以文才受召，作文述志，結果觸怒了裴行儉，被斥爲“才名有之，爵祿蓋寡”。不過，王勃沒有象第一次廢官後那樣寄情于山川煙霞，而是更珍惜這劫後餘生。“富貴比於浮雲，光陰逾於尺璧。著撰之志，自此居多。……在乎辭翰，倍所用心。”第二年朝廷雖恢復王勃原職，但他決計棄官爲民而不就任。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裏，王勃完成了祖父王通《續書》所闕十六篇的補闕，刊成二十五卷。撰寫了《周易發揮》五卷、《唐家千歲歷》、《合論》十篇、《百里昌言》十八篇等，同時還創作了大量詩文作品。這是王勃一生中創作最宏富的時期。
上元二年(675年)或三年(676年)春天，王勃從龍門老家南下，前往交趾看望父親。一路經洛陽、揚州、江寧，九月初到了洪州。在這裏王勃留下了《滕王閣序》這一傳世名篇。滕王閣大宴後，王勃繼續南下，於十一月初七到達嶺南都督府所在地南海，第二年秋由廣州渡海赴交趾，不幸溺水而卒，年僅二十七歲
楊炯(650～693?)，唐代詩人。弘農華陰(今屬陝西)人。楊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齊名，並稱初唐四傑。但自稱“恥在王后，愧在盧前”他於顯慶四年(659)舉神童。上元三年(676)應制舉及第。補校書郎，累遷詹事司直。武后垂拱元年(685)坐從祖弟楊神讓參與徐敬業起兵，出爲梓州司法參軍。天授元年(690)，任教於洛陽宮中習藝館。如意元年(692)秋後遷盈川令，吏治以嚴酷著稱，卒於官。世稱楊盈川。楊炯以邊塞征戰詩著名，所作如《從軍行》、《出塞》、《戰城南》、《紫騮馬》等，表現了爲國立功的戰鬥精神，氣勢軒昂,風格豪放。其他唱和、紀遊的詩篇則無甚特色，且未盡脫綺豔之風。另存賦、序、表、碑、銘、志、狀等50篇。張說謂“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舊唐書》本傳盛讚其《盂蘭盆賦》“詞甚雅麗”，《四庫全書總目》則以爲“炯之麗制，不止此篇”，並謂“其詞章瑰麗，由於貫穿典籍,不止涉獵浮華”。所作《王勃集序》，對王勃改革當時淫靡文風的創作實踐，評價很高，反映了“四傑”有意識地改革當時文風的要求。對海內所稱“王、楊、盧、駱”，楊炯自謂“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當時議者亦以爲然。今存詩33首，五律居多。明胡應麟謂“盈川近體，雖神俊輸王，而整肅渾雄。究其體裁，實爲正始”(《詩藪·內編》卷四)。《舊唐書》本傳謂其有文集30卷，《郡齋讀書志》著錄《盈川集》20卷，今均不傳。明萬曆中童佩搜輯彙編有《盈川集》10卷，附錄1卷。崇禎間張燮重輯爲13卷。事蹟見《舊唐書》本傳。
盧照鄰年少時，從曹憲、王義方受小學及經史，博學能文。高宗永徽五年(654)，爲鄧王李裕府典籤，甚受愛重，鄧王曾對人說：“此吾之相如(司馬相如)也。”高宗乾封三年(668)初，調任益州新都(今四川成都附近)尉。秩滿，漫遊蜀中。離蜀後，寓居洛陽。曾被橫禍下獄,爲友人救護得免。後染風疾，居長安附近太白山，因服丹藥中毒，手足殘廢。徙居陽翟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鑿潁水，環繞住宅，預築墳墓，偃臥其中。他“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己獨儒;武后尚法，己獨黃老;後封嵩山，屢聘賢士，己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新唐書》本傳)。由於政治上的坎坷失意和長期病痛的折磨，他終於自投潁水而死。
盧照鄰的生卒年,史無明載。武則天登封於嵩嶽，盧照鄰說到“後封嵩山”及其高宗咸亨四年(673)所作《病梨樹賦》序“餘年垂強仕，則有幽憂之疾”推斷其時已年近40，咸亨四年下距登封元年爲22年，則其生年約在太宗貞觀十年(636)，去世時約60歲。
盧照鄰工詩，尤其擅長七言歌行，對推動七古的發展有貢獻。楊炯譽之爲“人間才傑”(《已子安集序》)。代表作《長安古意》，詩筆縱橫奔放，富麗而不浮豔，爲初唐膾炙人口的名篇，但仍未擺脫六朝詩風影響。《舊唐書》本傳及《朝野僉載》都說盧有文集20卷。《崇文總目》等宋代書目均著錄爲10卷。今存其集有《盧升之集》和明張燮輯注的《幽憂子集》，均爲 7卷。《全唐詩》編錄其詩2卷。徐明霞點校《盧照鄰集》即據 7卷本《幽憂子集》，並作《補遺》。傅璇琮著有《盧照鄰楊炯簡譜》。
盧照鄰墓位於河南省禹州市無樑鎮龍門村尚家村的河溪西岸。高大的墓冢尚存。
駱賓王(約627—約684李秉乘對谷照月有意思) 字觀光，婺州義烏人(今中國浙江義烏)人。唐初詩人，與王勃、楊炯、盧照鄰合稱。又與富嘉謨並稱“富駱”。唐龍朔初年，駱賓王擔任道王李元慶的屬官。後來相繼擔任武功主簿和明堂主簿。唐高宗儀鳳四年(679年)，升任中央政府的侍御史官職。曾經被人誣陷入獄，被赦免後出任地方官臨海縣丞，所以後人也稱他駱臨海。武則天光宅元年(684年)，徐敬業起兵討伐武則天，他做爲祕書，起草了著名的《討武氏檄》。駱賓王(約627—約684) 字觀光，婺州義烏人(今中國浙江義烏)人。 其父官青州博昌縣令，死於任所。他7歲能詩,有“神童”之稱。據說詠鵝詩就是此時所作：“鵝，鵝，鵝，曲頸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父死後,他流寓博山,後移居兗州瑕丘縣，在貧困落拓的生活中度過了早年歲月。唐高宗永徽(650～655)年間，爲道王李元慶府屬，道王叫他陳述才能，他恥於自炫，辭不奉命。後拜奉禮郎，爲東臺詳正學士。因事被謫，從軍西域,久戍邊疆。後入蜀,居姚州道大總管李義軍幕，平定蠻族叛亂，文檄多出其手。在蜀時,與盧照鄰往還唱酬。儀鳳三年(678)，後調任武功主簿、長安主簿，又由長安主簿入朝爲侍御史，武則天當政，駱多次上書諷刺，得罪入獄。駱在獄詠蟬，有云：“露信高潔，誰爲表餘心?”以抒悲憤。次年，遇赦得釋。調露二年(680),出任臨海縣丞，世稱駱臨海。棄官遊廣陵，作詩明志：“寶劍思存楚，金椎許報韓。”嗣聖元年(684)，武則天廢中宗自立，這年9月，徐敬業(即李敬業)在揚州起兵反對。駱賓王爲徐府屬，被任爲藝文令,掌管文書機要。他起草著名的《討武氏檄》(即《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鬥平，暗鳴則山嶽崩頹，叱吒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慷慨激昂，氣吞山河。武則天讀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皇然問：“誰爲之?”或以賓王對，武則天感嘆曰：“宰相安得失此人?”11月徐敬業兵敗被殺，駱賓王下落不明。《資治通鑑》說他與李同時被殺，《朝野僉載》說是投江而死，《新唐書》本傳說他“亡命不知所之”，而孟綮《本事詩》則說：“當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人，因求戮類二人者，函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爲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賓王亦落髮，遍遊名山。至靈隱，以週歲卒。”
貢獻意義：
四傑齊名,原指其詩文而主要指駢文和賦而言。四傑的詩文雖未脫齊樑以來綺麗餘習，但已初步扭轉文學風氣。他們的詩歌，從宮廷走向人生，題材較爲廣泛，風格也較清俊。盧、駱的七言歌行趨向辭賦化,氣勢稍壯;王、楊的五言律絕開始規範化，音調鏗鏘。駢文也在詞采贍富中寓有靈活生動之氣。四傑正是初唐文壇上新舊過渡時期的人物。
從唐高宗到武后初年，中國詩壇上出現了四顆光輝閃耀的新星——王勃、駱賓王、楊炯、盧照鄰。類似的人生經歷，傑出的創作才華，功力近似的詩文創作，令四位新星的名字緊緊地聯結在一起，被人稱做“四傑”或者“四才子”，文學史上稱他們爲“初唐四傑”。
作品風格：
他們都是初唐中後期很有才華的詩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時代就獲得“四傑”的美譽。
他們都是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詩人，他們在初唐詩壇的地位很重要，上承樑陳，下啓沈宋，其中盧、駱長於歌行，王、楊長於五律。後人所說的聲律風骨兼備的唐詩，從他們纔開始定型。
他們開始把詩歌從宮廷移到了市井，從臺閣移到了江山和塞漠，題材擴大，思想嚴肅，五言八句的律詩形式由他們開始了初步的定型。他們懷着變革文風的自覺意識，有一種十分明確的審美追求：反對纖巧綺靡，提倡剛健骨氣。他們的詩儘管未能擺脫南朝風氣，但其詩風的轉變和題材的擴大，預示了唐詩未來的發展方向，並起了積極進步的作用，他們是真正的唐詩的揭幕人。
在唐詩史上，他們是勇於改革齊樑浮豔詩風的先驅。唐太宗喜歡宮體詩，寫的詩也多爲風花雪月之作，有很明顯的齊樑宮體詩的痕跡。大臣上官儀也秉承陳隋的遺風，其作風靡一時，士大夫們爭相效法，世號“上官體”。
在齊樑的形式主義詩風仍在詩壇佔有統治地位的時候，“四傑”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來反對初唐詩壇出現的這種不正之風，接着其餘三人也都起來響應，一起投入了反對“上官體”的.創作活動之中。
他們力圖衝破齊樑遺風和“上官體”的牢籠，把詩歌從狹隘的宮廷轉到了廣大的市井，從狹窄的臺閣移向了廣闊的江山和邊塞，開拓了詩歌的題材，豐富了詩歌的內容，賦予了詩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當時詩歌的思想意義，展現了帶有新氣息詩風，推動初唐詩歌向着健康的道路發展。四傑對唐詩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大致說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表現在作品題材與內容上，其中包括有詠史詩和詠物詩，還有山水詩，像王勃的《滕王閣》;或爲抒發登臨送別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千古傳誦的名篇;以及駱賓王的《於易水送人》。有歌唱徵人赴邊遠戍的，描寫征夫思婦的，與表達對不幸婦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們比較接近社會現實，所以常用詩歌對某些社會現象加以揭露。
四傑用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改變齊樑時遺下的不正詩風，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其次，初唐四傑爲五言律詩奠定了基礎，並且使七言古詩發展成熟。五言律在“四傑”之前已有出現，唐初詩人王績(王勃系王績侄孫)曾作過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傑”的時候，五律這一形式纔得到充分的發揮，並在他們的作品中被逐漸的固定下來。“四傑”以多數量、高質量的詩篇爲稍後於他們的沈佺期、宋之問的律詩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五言古詩在三國時期以後盛極一時，而七言古詩卻是到了唐代才興盛起來，四傑(楊炯無七言詩)又以大量的傑作把七言古詩推向了成熟階段。所以初唐四傑在發展詩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楊以五律見長，盧、駱擅長七古(七言)。他們在文學史上起到了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的作用。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就對“四傑”十分敬佩。
評價：
1.杜甫評價：對於“四傑”的歷史貢獻，杜甫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戲爲六絕句》)“四傑”的詩歌可謂以書生意氣來激揚文字，充溢着疏朗奮發的骨鯁之氣，真正與當時流行的宮體詩區別開來了，昭示着唐詩時代的來臨。
2.這是一批少年才子，才華橫溢，精神飽滿，一出場就英氣勃勃;這是一批短命詩人，活得最短的王勃才二十七歲;這又是一批苦命詩人，王勃是淹死的，盧照鄰是因長期癱瘓抽投水自盡的，駱賓王是被殺的。他們雖然時運不濟，生活多艱，但都立志要掃蕩詩壇的積穢，剿除陳陳相因的宮廷文學，要求寫出自己真實的感受，在詩中塑現出一個真實的自我，改變詩歌與時代就像油花漂在水面上的關係，要叫詩歌具有激情和生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