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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湘東農民增收問題的調查與思考 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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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湘東農民增收問題的調查與思考 調查報告


對湘東農民增收問題的調查與思考
“三農”問題今年被提升到“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其核心問題就是要加大力度,增加農民收入。湘東有人口39萬人,其中農業人口達299288人,佔總人口的76.7%。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解決佔總人口76.7%的農民的增收問題,是湘東經濟社會發展中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
一、湘東農民收入現狀和特點
近幾年來,區委、區政府加大了對農業的投入,農村的基礎設施顯著改善,農業產業化進程進一步加快,一定程度上帶動了農民收入的增長。2003年,全區農民人均純收入2856元。農民收入呈現以下特點:
1、工資性收入是農民純收入的主體。湘東區工業基礎好、起步早,特別是民營經濟的發展,以及外出務工人員的增加,使工資性收入成爲農民純收入的主要來源。全區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爲2353.3元,佔農民人均純收入的82.4%,其中在本地企業獲取的純收入956.8元,佔工資性收入的40.7%;外出務工收入1396.5元,佔工資性收入的59.3%。
2、非農產業收入占主導地位。2003年,全區農民人均純收入中,從農業生產中得到的收入爲502.7元,僅佔農民純收入的17.6%。而從非農產業中得到的收入爲2353.3元,佔農民純收入的82.4%。非農產業中又以農民在本地企業務工獲得的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爲純收入增長的主要來源。兩者分別佔農民人均收入的33.5%和48.9%。
3、農民增收幅度相對較慢。2001年湘東區農民人均純收入爲2615元,2002年爲2712元,2003年爲2856元,增加144元,增長5.3%。而此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7002元,增長11.5%。農民的收入水平以及增收幅度都要低於城鎮居民。
二、制約湘東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1、土裏刨“金”難度大。全區耕地面積140190畝,人均耕地面積只有0.36畝,人地矛盾突出。人均佔有耕地少,加上單家單戶的耕作方式,在農業比較效益低下的情況下,要實現“土裏刨金”的難度很大。
2、農民增收條件差。儘管區委、區政府近幾年加大了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開展了鄉村公路、農電改造、人飲解困、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在一定程度改善了農業和農村生產生活條件,但農業基礎薄弱,農村發展滯後的現象並未從根本上解決。特別是全區1.7萬人的困難人口,大部分都分佈在農村。隨着城市化進程和公路建設的發展,又出現了種田無地、上班無崗、社保無份的“三無”農民,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加了農民增收致富的難度。
3、農業產業化程度低。全區農業產業化企業普遍存在產業化程度低,整體規模小,產品深加工能力弱等制約因素。據調查全區產值在5000萬元以上的龍頭企業只有1家,500萬元以上的2家,200萬元以上的3家。科技含量低,經營規模小,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沒有形成一條龍,使產業化企業規模效益不明顯,對農村經濟的拉動能力有限,對農民增收的輻射帶動能力不強。
三、增加湘東農民收入的對策思考
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要解決農民增收難題,必須從湘東的實際出發,統籌城鄉發展,根據農業發展面臨的環境和條件的變化,掌握和運用農業發展的規律,去探索新思路新辦法。
第一,發揮“人多”優勢,做好“轉移”文章。這是增加湘東農民收入的重要措施。“富裕農民必須首先大幅度減少農民”。人多地少,人均佔有耕地有限,難以保證農民的生存條件和增收條件,必須針對人多地少的現狀,在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上做文章。筆者認爲,做好轉移文章,重點應在就地轉移和易地轉移上下功夫。一是把加快城鎮化進程與轉移勞動力相結合。農村城鎮化的實質是農村要素不斷轉化爲城市要素的“量化”過程,以及城市要素不斷向農村擴散的“同化”過程的有機統一。小城鎮具有靠近農村、技術含量和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優勢,可以降低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機會成本和就業風險。因此,加快小城鎮建設是實現農村富餘勞動力的就地轉移重要途徑。二是把發展民營經濟與轉移勞動力相結合。富民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任務。對於區域經濟來講,放手發展民營經濟是擴大就業、加快富民的一條有效途徑。民營經濟的發展可以農民就業和增收爲目標,把工作重點放在二、三產業的培育和發展上,在發展科技含量高的先導產業同時,高度重視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增加就業崗位,爲轉移農村勞動力創造條件。據不完全統計,2002年湘東區民營企業吸納就業人員72800人,年收入總額近5000萬元,爲全區農民年人平增收160元。三是把招商引資與轉移勞動力相結合。在湘東財政收支矛盾突出的條件下,招商引資是主攻工業、發展農業的總抓手,在這過程中,要把引進勞動密集型企業作爲招商引資的重要內容。這不僅有利於就地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而且對增加農民收入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四是積極組織勞務輸出,大力發展勞務經濟。湘東區人多地少,農村富餘勞動力豐富,農民外出務工有傳統。從湘東農民收入結構中進行分析,農民外出務工收入佔到48.9%。因此,完全可以把全方位組織勞務輸出當做一項產業來抓。
第二,突破“地少”瓶頸,發展高效農業。人多地少的現狀,影響到農民對農業生產的熱情,以及投資農業的積極性。即使是今年中央實行糧食直補政策,部分農民仍對發展糧食生產熱情不高,這在一定程度上嚴重製約了農民的增收。要突破地少瓶頸,實現土裏刨“金”,必須依靠科技手段,探索土地集約化、規模化經營的路子,以農業的高效,來實現農民增收。首先,必須深化土地流轉機制的改革,實行土地規模化經營。這是解決人多地少、提高農業效益的基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改變了農民對土地的依存關係,在穩定和完善集體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基礎上,允許土地使用權合理流轉,成爲當前農業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農業邁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在堅持“依法、自願、有償”,以及確保所有權、穩定承包權、搞活使用權的原則下,通過建立健全激勵機制,加強對土地使用權流轉的規範和管理,使土地向種田能手、種養大戶集中,使土地經營向規模化發展,最終達到以土地的規模化經營,實現農業的高效益發展。筆者認爲,土地流轉機制的改革,重點應在農村工業化程度相對較高的鄉鎮開展。因爲工業經濟較發達的鄉鎮、農戶從企業獲得的工資性收入遠高於從農業上獲得的效益,對發展農業的積極性不高,土地的撂荒現象嚴重,具有進行土地流轉機制改革的基礎。在這些地方進行試點,既可以確保糧食生產正常進行,又可以讓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增收,真正達到讓“守土者增收,離土者生財”的目標。其次,要以發展龍頭企業和特色基地爲重點,加快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農業產業化戰略是農民增收的必由之路。根據湘東的實際,具體要抓好二個方面的工作:一是指導和扶持現有龍頭企業做大做強,提高它們對農業的輻射、帶動作用。重點扶持一批高起點、大規模、外向型、帶動能力強的農業龍頭企業,通過政策支持、資金扶持、稅費優惠、強化服務等途徑,鼓勵和引導龍頭企業通過合資、兼併等方式進行低成本擴張,指導它們擴大生產經營規模,拉長產業鏈條做大做強,實現規模效益,不斷增強對農業和農產品加工業的輻射、帶動作用。二是把“公司+基地+農戶”的經營模式向農業的各個領域推廣,迅速推進農業產業化。“公司+基地+農戶”的經營模式,能成功地解決一家一戶農民與大市場連接的難題,對推動農業產業化和農民增收能產生良好效果。此外,要積極發展設施農業,提高農業效益。設施農業可以打好時間差,突出反季節,實現產量上、季節上、地域上的三大突破。發展設施農業,農作物不僅產量高,同時又因季節的差異,價格往往高出平常的幾倍,可以大大提高農業效益,是突破地少瓶頸,實現農民增收的有效途徑。
第三,做活“多予”文章,創優增收條件。農民增收問題是“三農”問題的重點和核心。破解“三農”問題必須堅持“多予、少取、放活”,其中“多予”是重中之重。實踐證明,要促進農民增收和農村經濟發展,就必須堅持做活“多予”這篇文章。一是加大資金投入,增強農民“造血”功能。農業是基礎產業,同時又是弱質產業。促進農業發展,必須多方增加投入,大力改善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條件。要以構建快速便捷的交通網絡爲目標,繼續開展鄉村公路建設,實現平原鄉鎮村村通水泥路,山區鄉鎮村村通上等級泥砂路,爭取通水泥路;以提高防洪除澇和抗旱能力爲出發點,開展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在資金投入方式上,要避免全面開花,要圍繞重點項目,以增強農民“造血”功能爲重點,有計劃、有側重地投入,提高資金投入效率。二是抓好職業技術培訓,提高農民就業本領。讓農村勞動力“忙起來”和“走出去”,是實現農民增收的重要前提。搞好職業技術培訓,使每個農民至少掌握1—2門實用技術,提高其創收能力,是開啓農民致富之門的“金鑰匙”。政府要採取必要措施,調動職業學校和農業技術部門等社會資源,採取多形式、多途徑,組織農村富餘勞動力進行定向培訓和對口培訓,使他們無論是外出務工還是本地就業都具備一定技能。三是加大政策扶持,強化農民增收保障。首先,要將中央爲解決“三農”問題而出臺的一系列政策,切實貫徹落實到位,深化農村土地、稅費、流通等各項改革,落實好“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逐步解決制約農村生產力發展和農民增收的體制機制問題。同時,爲進一步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要根據當地的實際,制定專項扶持政策。近兩年,湘東區在開展鄉村公路、農田水利,發展龍頭企業、特色基地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獎勵政策,從政策上加大了扶持力度,強化了農民增收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