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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讀後感範文(通用5篇)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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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閱讀完一本名著後,相信大家的視野一定開拓了不少,這時最關鍵的讀後感不能忘了哦。可能你現在毫無頭緒吧,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世界秩序》讀後感範文(通用5篇),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世界秩序》讀後感範文(通用5篇)

  《世界秩序》讀後感1

阿米塔·阿查亞的這本書,主要論述了美國領導的自由主義霸權秩序的衰落,並提出了“複合模式”作爲其未來的構想。他強調美國作爲世界秩序領導者的格局的分解和新地區主義的興起。作者在對他提出的“複合模式”進行描繪的時候,舉了“多廳影院”這個形象的例子。不同的影廳裏可能放的是一樣的片子或者是不一樣的片子,觀影者可以進行自行選擇。“複合模式”的構想其本質也是一種折中的溫和觀點,同時對於這種複合模式的實現措施,也沒有比較明晰的思路。

作者在總體論述上的思路是清晰的。首先論述原有的美國領導的自由主義霸權秩序背後所存在的例如擴展範圍,達成方式,美國角色,秩序的作用因素等方面,一一質疑了自由主義霸權穩定論的支持觀點,認爲這種霸權秩序對和平的觀點被誇大了,同時提出中國等新興大國對這種秩序改變可能會起到的作用。

進而作者論述了在近年來出現的世界格局新趨勢。一是全球大國精英集團的形成,其中包括例如成員全爲發展中國家的金磚國家,以及包含了南北方的二十國集團。這種新的精英集團的形成,促進了國際秩序的改變,但是由於南南國家之間的內部分化以及這些集團在合作上存在的侷限,業限制了這種新的精英集團的變革作用。二是新地區世界的形成。新興大國強調自己的地區戰略和經濟環境策略,強調了地區秩序和地區主義,形成的地區機構在數量上,覆蓋區域和領域上有了新的發展並更加開放,在地區發展路徑上也有這因地制宜的多樣化趨勢,這種地區主義的興起,是的美國的中心地位不再那麼凸顯。

在這種世界格局新趨勢基礎上,作者提出的“複合模式”,強調了新興大國和傳統大國之間合作,共享權力的特點,同時強調地區世界在協調行動,解決問題上的作用,他提出形成一種兩者的混合體,這種混合體也就是他所倡導的“複合世界”。

作者重點關注了這些新興大國的崛起和發展,將他們作爲影響美國世界秩序衰落的重要因素。對於我來說,印象最爲深刻的觀點是,它對於發展中國家的內部分化的論述。通過對二戰後初期第三世界國家發起的非結盟運動的幾個主要國家,包括參加萬隆會議的成員國構成的分析,以及和二十國集團發展中國家成員構成的對比,論證發展中國家之間地位的變動和其中一些新興大國,例如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以及南非等國家事實上無法在二十國集團中已經無法成爲發展中國家的忠實代表,而是更傾向於和其他全休精英國家集團的抱團,尋求全球意義上的大國地位,也使得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舞臺上更加邊緣化。這種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分化其實也是現在國際政治的一大特點。儘管作者肯定了美國和這些新型大國分享權力的好處,但是也注意到了這種制度存在的侷限性。

作者在闡述自己的觀點之前,引用和討論了很多學者的觀點。這些觀點都有自己的論證支持,但是結論卻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例如在討論蘇聯解體之後美國作爲唯一的超級大國的單極的世界格局究竟能持續多久的問題上,有些學者認爲單極格局持續時間不會很久,同時一些學者認爲單極的格局是穩定的,至少可以持續像雙極格局的時間。當時的觀點都是預測性的,實際上單極格局很快就結束了。作者辯證地認爲,導致單極格局衰落的原因,並不是新興大國的迅速崛起,而是美國單邊主義的實行造成的,單極終結的加速不是因爲孤立主義,而是因爲冒險主義。可以見得,在政治學的討論中,預測性的言論都有各自的道理和考量,但是現實總是會證明那些觀點是不正確的,而在事後回顧性的總結上,往往可以講事物看得更全面和深刻。

和一般的西方學者不同,他認爲美國領導下的自由主義霸權秩序對於維護世界的和平和秩序的作用並沒有一般西方霸權穩定論的學者所宣稱的那麼高,在考慮現實政治發展的基礎上,駁斥了霸權穩定論的幾大基本觀點,使得之後的有關“複合世界”的觀點顯得更具有合理性。但是對於“複合世界”究竟要如何實現,就顯得語焉不詳。作者一方面批判學者往往爲如何維持美國領導下的自由主義霸權秩序出謀劃策,卻很少推動更具包容性的多邊主義路徑,超越目前以美國爲中心的敘述。儘管作者努力用一種超越美國的,更加客觀的角度敘述現有國際秩序的優缺點,但對於他所理想的“複合世界”的世界政治秩序的達成,去很少講述,希望作者可以在這個方面多些提及。

  《世界秩序》讀後感2

有這樣一個假設——力量的平衡有利於穩定。無論是中國的中庸思想,還是亞里士多德的“適度”原則,或多或少地都反映了這樣的一種假定。那麼與之相應的力量的不平衡,是否會導致衝突呢?塞繆爾·亨廷頓在其《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描述了一個多文明衝突的世界,這種衝突是否也因爲其力量的不平衡呢?

如果文明不具有多樣性,如果真如福山所言“歷史已經終結”,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在冷戰結束後就以絕對的優勢戰勝了其他的思想,一統世界,在這樣的事實之下,衝突還會發生麼?而我們知道,現在的自由民主思想,一部分是建立在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假設”之上的,這就意味着這套理論本身就是鼓勵人追求利益的,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是鼓勵追求個體的利益,但是我們無法保證每個個個體的利益完全一致,如此一來因利益的衝突在所難免。我們可以把這樣的衝突稱之爲文明內的衝突,按照亨廷頓的理論,這樣的衝突是不會無限擴大的,也就是很容易控制的,但是利益的衝突在所難免也成爲一種事實,其根源在於自由民主思想下鼓勵個性的解放,在這種個性的解放浪潮之後,每個個體的思維變得多樣了,而這種多樣就是造就利益衝突的原動力——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多樣性與衝突之間有一種潛在的聯繫。同時也不能證明,文明的單一不利於維持穩定,只能說自由民主的思想體系本質,與其一統天下的野心,具有內在的張力,如果讓其一統天下就不再是其自身,而是變成了另外一種思想,因此可以說自由民主這套理論註定無法完成“終結歷史”的任務。

另一種沒有文明多樣的狀態就是在世界聯繫成一個整體之前,各種文明各自爲陣,之間幾乎沒有聯繫,沒有聯繫就不可能有多樣的前提。而在那個時代,相對而言也是相對和平的時代,雖然在中國朝代更替頻繁,歐洲大陸也時有戰事,但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相比,完全是小巫見大巫,不值一提。爲什麼會是這樣呢?我們可以把文明比作一種光源,所有的人都在不同的光芒之下生存,而人投下的影子就是文明作用於人的結果,在一種單一的光源之下,人的影子也是,無論如何,影子也是單一的,所有的人可以說是一致的,這個光照向那裏,所有的人都指向那裏,世界不會顯得雜亂無章。

以上的平衡點,都是人可以選擇的位置點,在這樣的點上,可以在不同的力量較量中獲得比較穩定的環境。而我們也可以看出,當力量越多,供我們選擇的位置也就越少,但是也不意味着一種單一的力量就比較好,因爲在單一的力量模型中,人是完全沒有自我的,是在一種力量的指引下行動的,完全沒有自主性,跟隨着力量的變動而變動,人也就是個行屍走肉。極度的光明和極度的黑暗是一樣的,都讓人看不到任何東西,找不到任何出路,在一種力量之下就如同在極度的黑暗之中,並不是理想的生活狀態;而達到了四個或四個以上就需要很大的智慧對他們進行排列組合,自由排列好了才能尋找到平衡點,但是這個點是指向“單向度”(馬爾庫塞)的,在單向度的甬道中,生活也是找不到人自身的,就是極度的光明,純粹的光明。而在二三個力量的主導下,可能是一種比較理想的狀態,人們很容易找到自己的平衡點,並且在這種平衡的狀態下獲得比較好的發展——這也於我門狹義的“中庸”之道不謀而合。

但是,這樣的模型是被亨廷頓所描述的事實否定的,他說世界上有七八種文明相互作用,重建着新的世界秩序。這麼多的文明實際上真是一個很讓人頭疼的事情,如何排列他們可以找到發展的平衡點?如何排列他們可以得到更加穩定和平的環境,爲發展提供空間?任何一個排列不好,就會出現不可預測的後果。也許有人會說,我們可不可以把這七八種文明進行整合,形成更大的兩三種文明?亨廷頓說不行,那是簡單化,反映的不是事實情況

既然這七八種文明,很難尋找到平衡點,那麼其衝突是否就不可避免了呢?其實也不是絕對的,至少還有三種途徑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其一就是生成一種更加強大的文明,對這些進行整合,所有的文明吸收爲一體,行成一個共同的文明,從而在內部消解衝突,但是整體卻保持着穩定。但是這樣的設想是很難行得通的,現在沒有人允許這樣的力量出現。其二就是好好排列這幾種文明,使之可以尋找到平衡點,從而在這些平衡點中獲得和平的環境,促進發展。但是這也是一個極度困難的事業,誰擁有這樣的排列權威?誰擁有這樣的排列能力?最後一種,就是走向另一個極端——讓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分散這些文明,形成更小的文明甚至是以個體爲單位的文明,就如同滿天繁星,沒有月亮,甚至沒有突出的星星,這樣的話也就沒有什麼平衡點可言了,也就是任何點都可以是平衡點,但是這裏的平衡點完全是依靠個人的判斷去尋找的,不是強制的力量,也不是盲目的追隨。只要沒有突出的力量出現,整體也可以保持平衡與穩定。那麼如何可能做到這一點呢?只有所有文明都拋棄一統天下的野心,順其自然發展,就有可能實現這樣的局面。但是就目前而言,所有的道路基本都是行不通的。西方文明現在還野心勃勃,企圖無限推廣自己的文明,甚至不惜以武力爲工具;中國文明,在被壓抑幾百年之後,也急於揚眉吐氣,雖然其本身並不具備侵略性,但是也不允許無聲無息的消失;還有其他的文明,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尋求發展,如果說馬上消解這些是幾乎不可能的。

現代化文化多樣性的事實,必然導致文明的多樣性,而文明的多樣性與世界秩序的穩定存在一種拋物的曲線,在文明的數量達到某個數量是其衝突的可能性達到極高,而隨着文明數量的遞減和遞增,其衝突的可能性都會隨之降低,當文明數達到“1”或者極高時,發生衝突的可能性都是非常小的。如果這種假設可以成立,則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一種奇怪現象:人們在追求普世價值的過程中,逐漸把價值的多元化推上了普世價值的寶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會發現,我們只有以更加包容的心態,去對待我們看到的一切,尊重我們所看到的事實。而當不同的文明,都試圖以自己的方式解構這個世界的時候,必然很難達成一致的意見,那麼承認多樣性就成了一個最基本的共識,也是最容易達成的一個共識,那麼這個共識是否可以成爲一種“普世”的價值呢?

如此看來,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文明的多樣性使得衝突變得不可避免,而最後文明的多樣性也有可能成爲解決衝突的很好選擇,真是“成也蕭何敗蕭何”。然而,世界究竟走向何方?我們還需觀察,只有擦亮我們的眼睛,讓將來告訴我們答案。

  《世界秩序》讀後感3

塞繆爾·亨廷頓,著名的國際政治學者,曾任美國哈佛國際和地區問題研究所所長、美國政治學會會長、《外交政策》雜誌發起人與主編。哈佛大學榮譽教授亨利·羅索夫斯基曾評價他“顯然是過去50年中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學家之一”。

1993年,亨廷頓在美國《外交》季刊發表了《文明的衝突》一文,立刻引起軒然大波,一石激起千層浪,“文明衝突論”在美國乃至全世界學界引發激烈的爭論,姑且不論正確與否,如此激烈、罕見、曠日持久的爭論本身就側面印證了其巨大的影響力。1996年,其大著《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問世,亨廷頓在本書中對該理論作了完整、系統的闡述和論證。該著作集中體現了作者的智慧,運用獨特的視角對國際形勢的歷史、現狀及未來進行分析和預測,內容橫跨政治學、國際關係學、宗教學、歷史學、人口學、國際法學等諸多學科,在以上學科的學習和研究中都成爲必不可少的經典文獻。

“文明衝突論”的的核心觀點是冷戰結束後,世界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建立在意識形態之上的國家之間的衝突將會被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所取代,“文明的衝突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戰最可靠的保障”。

全書分爲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結合“後冷戰”時代的國際形勢,描述了世界文明多樣性的基本特點,提出“在未來的歲月裏,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並存”,並認爲當今時代“文明的衝突取代了超級大國的競爭”。作者將當代世界文明分爲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並指出界定文明的主要特徵是宗教和語言。此外,作者對其本土文明——西方文明進行了重點的闡述。

第二部分描述了世界主要文明的發展變化和力量對比。通過論證文化與權力的關係,指出“文化總是追隨着權力”,而非西方社會迅速的發展使西方權力相對削弱,因此西方社會的所宣揚的價值在非西方社會中的影響力也日趨減小,伴隨着政治影響減小西方文明正在衰落,而非西方文明隨着經濟的發展、人口壯大正在不斷自我肯定和復興。

第三部分揭示文明對於新的世界秩序形成、發展的影響。“文化認同的答案確定了該國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它的朋友和它的敵人”,即文明的種類是一個國家在世界秩序中定位的基本依據,會對國家間政治、經濟關係產生重大影響,文化共性促進合作,而文化差異則加劇衝突。作者運用了大量的舉例來論證其觀點,比如北約的成功就是基於西歐、北美主要國家共同的文化認同,東盟作爲一個“多元文化的組織”,其合作程度卻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制約,而歐盟拒絕接受土耳其加入,根源就在於信仰基督的歐盟國家無法容忍“一個伊斯蘭的異類”加入他們的俱樂部。該部分還分析了文明轉型失敗的國家,由於文明立場的不堅定導致自身的“無所適從”,這一點對我們具有深刻的警示意義。

  《世界秩序》讀後感4

當今世界秩序是什麼,沒有秩序。

仍記得,中國政治課教課書寫着,當今世界是一個全球化、多極化的世界,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如果關注國際政治和軍事,今天這個世界根本就不是和平的。中東地區伊斯蘭世界的戰火瀰漫,東亞地區各種領土爭端摩擦不斷,克里米亞地區的問題等等各地區一些民族紛爭。

首先,當今世界的多元性,西方秩序不具備普遍性。從近400年前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開始說起,1618年到1648年歐洲神聖羅馬帝國爆發三十年戰爭,此後歐洲各國簽署了《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正式確定了民主國家以及國家主權神聖不可侵犯的這麼一個準則,以此爲基準,開啓了近現代國際體系。

其中,書中九章,列舉了歐洲、伊斯蘭、伊朗、中國以及美國等各種國際秩序觀的歷史演進。各地區或因民族矛盾歷史、或因爲新的地緣格局,所形成的戰略上的衝突。在世界歷史的大部分時期中,各種文明都曾有過自己的國際秩序定義,把自身視爲世界的中心,將自己的原則視爲世界的普遍價值,而各國、各地區內部變化、宗教文化都深刻影響着世界秩序。

回到中國,首先是亞洲秩序,亞洲均勢與歐洲均勢卻截然不同,亞洲各國自成一體又歷史悠久,大多近代都被西方殖民過,因此不得不提及中國以外的兩個亞洲大國印度和日本的影響。那麼正在崛起的中國,被世界視爲當今世界唯一一個實力不斷與美國接近的國家,也是美國人所認爲的唯一一個將來會挑戰美國霸權的國家。在說到中國的兩個小標題:亞洲的國際秩序與中國,中國與國際秩序。中國是儒家傳統文化與共產主義思想的結合,而美國則是實用主義爲主導,兩者相去甚遠,這意味着中美兩國對國際秩序的理解的分歧、調和、妥協,將會對世界秩序起到重要影響。基辛格認同中國提出的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但目前大國之間合作共贏的有效機制尚未建立起來。

最後回到美國,作爲當今世界頭號強國。美國面臨着中國崛起的挑戰以及世界秩序的'不穩定性和多樣性,基辛格一再強調美國需要重塑新的世界秩序,在不放棄美國價值觀基本內涵的前提下,使美國的世界秩序觀較少利己性和威脅性,繼續保持美國主導世界秩序的權力和合法性。爲此,基辛格給美國這個世界警察維護世界秩序正名:“一種遵守共同規則和規範、接受自由經濟體系、放棄領土征服、尊重國家主權、實行參與式和民主治理制度的國家合作秩序,這種秩序在不可阻擋地擴大。”

那麼我們這個時代的世界秩序到底走向何方?基辛格並沒有給出他的答案。

這是一本介紹近現代國際關係演變簡史的書,還不錯。

  《世界秩序》讀後感5

每個時代都有其主旋律,作爲解讀世界的信念,通過解釋周圍發生的各種事件,激勵或安慰個人。科學和技術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導觀念,推動了人類福祉史無前例的進步。

作者所指的技術主要指核技術以及網絡通信技術,解釋了技術所代表的內涵以及技術會對國際秩序產生什麼影響。

  一、網絡信息技術是雙刃劍

核時代走到盡頭,電腦、網絡和“智能”設備開闢了全新圖景,但不能保證的是設備發明者、大多數民衆想要的價值觀佔據上風。網絡信息技術無處不在,但本身不具威脅性,威脅取決於如何使用。

新技術普及應用既有利於自由,也有利於鎮壓。一些威權政府可能會因爲在線傳播的信息或通過社交網絡上發起的抗議而倒臺,被包容開放的參與式制度取代。一些地方,相同的技術讓處於政治和經濟架構頂端的當局獲得了更強大的鎮壓手段,他們用這種技術監控處理信息,塑造真相。

在理想、價值觀或戰略目標存在根本矛盾的地方,披露信息和互聯互通能緩和衝突,有時也會火上澆油。在衝突形勢下,社交網絡和網絡信息既能消除傳統社會裂痕,也可能擴大裂痕,讓極端派贏得更多的支持。

  二、網絡信息技術的超越性

網絡世界的秩序很難構建,因爲合法性很難界定。網絡空間挑戰了所有歷史經驗。網絡時代之前,國家實力取決於人力、裝備、地理、經濟和士氣等要素。和平與戰爭時期有明確的分野。敵對狀態由特定的事件觸發,所執行的戰略有明確的理論依據。

互聯網技術超越了理論和戰略。超越了多數規則和規定,超出了許多監管者的技術理解力。不要說沒有約束,甚至沒有共同的解釋和共同的理解。

實施網絡攻擊比網絡防禦更爲容易,這助長了新網絡能力的進攻傾向,讓情況更加複雜。網絡中國家行動這個概念也變得模糊了。網絡帶來的威脅尚不明朗,無法定義定性。身份不明的個人、黑客組織就能實施極具野心的侵入行動,從境入侵政府網絡系統,散播機密信息,或是讓重要基礎設施陷入癱瘓或徹底毀壞,造成全球性後果。

更加危險的是,實施網絡攻擊的嫌疑人可以合理地推諉,而且也沒有相關國際協議。即便有國際協議,現在也沒有強制執行的制度。

  三、網絡世界迫切需要秩序

在虛擬網絡世界採取的行動能夠對現實世界採取的對策產生壓力,而且它們造成的潛在破壞在本質上與以往的軍事襲擊相當。國家之間戰略對抗的重點由實體轉向信息領域,如數據收集和處理、網絡滲透和心操縱。如果沒有明確的國際行爲準則,這個體系的內在動力就會產生危機。

國際秩序本身可能會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如果不做出明確的限制,不就相互剋制的規則達成協議,危機很可能爆發。

首先要嘗試着形成共同認識。沒有這種認識,各方將繼續自行其是,從而擴大出現混亂結局的可能性。我們無法想象這樣一種國際秩序:一個關乎各國生存和進步的領域卻沒有任何國際行爲標準,各國如何行事取決於單方面的決定。困難在於,只有對一些關鍵能力形成共識,才能達成行爲規則的共識。但主要行爲體不願將這些能力公佈於世。

就算短期內無法在合法性上達成共識,也要儘快構建一個全球網絡環境框架。根據其他戰略能力方面的經驗,各國政府認識到不受約束的國家行爲本質上是自掘墳墓。即便潛在對手之間更需要綜合使用威懾和相互剋制,用措施防止誤解和溝通不暢造成危機。也許框架跟不上技術的發展,發揮的作用有限,但將有助於領導者認識到危害和後果,防止因誤解而陷入不可挽回的衝突。

  四、網絡信息對人的影響

互聯網給我們這個時代帶來了偉大且不可或缺的成就,人性因素在社會演變中很重要,人性的內在本質和現實體驗是永恆不變的。

  (一)網絡信息技術對人意識的影響

當今世界,人類意識是經過一個前所未有的濾器過濾形成的。研究表明,現代人花掉一半醒着的時間,與屏幕不停地互動,這個時間還在增加。信息網絡時代側重事實而非概念,側重由共識而非自省形成的價值觀。

  1、放棄思考的傾向

一方面,信息、知識智慧之間的區別消失了。

思想分成信息、知識和智慧。互聯網聚焦信息領域,促進了信息的傳播。搜索引擎的發展使人們形成了一種思維,即每個問題都有固定答案,問題和對策上網查查就可以,沒必深要思熟慮。過度抓取信息可能反而抑制了知識和智慧的獲取。事實很少不言自明,意義、分析和解釋取決於環境和相關性。信息要有用,就必須被置於廣闊歷史背景和經驗中,纔會逐漸成爲實用的知識。信息唾手可得,使人們不再關心原因、意義。

另一方面,淡化歷史記憶。互聯網降低了記憶的動力。由於現在人們可以從外部輕易獲得大量信息,人們可以忘記那些從外部能輕易獲取的信息。通信技術增加了人們對技術的依賴,技術被視爲思想的輔助和媒介,降低了人們向內求索的能力,人們不再願意思考。

這如果這樣,操控信息將取代思考成爲主要的政策工具。

  2、真相的實質在變化

這個時代正在改變真相的性質。信息接收者給陌生人提供數據,反過來又影響自己獲得的信息。網站根據用戶互聯網查詢記錄,確定用戶的背景偏好,推送更多讓用戶“喜歡”“適合”的信息,促進互聯網經濟。兩個人使用同一搜索引擎查詢同一問題,不一定得到同樣的答案。真相的概念被相對化、個人化,失去了普遍性。

  (二)網絡信息技術對社會政治的影響

人類意識的變化不僅改變個人的性格和交流的本質,也會改變人類社會本身。

  1、傳統領導能力的喪失

決策者必須有睿智和遠見,回顧過去,分析所處的社會,展望未來。必須有勇氣和決心,堅持立場,抵制誘惑,激勵人們堅持。兩方面是傳統時代領導力的精髓,技術和政治劇變的時代也是如此。

當今社會越來越難以培養偉大的政治家需要的這些品質。追求透明和互聯,破壞了隱私,抑制了個性培養和獨立決策的力量。在社交網絡無處不在的世界裏,難以有空間拿出勇氣,做出並非基於共識的決定。

  2、情緒代替理性和思考成爲共識的基礎

羣體中共識的達成,將不是靠思想的交流,他們很難團結在一個具體計劃的周圍。看似志同道合,其實是狂熱情緒的影響,爲了獲得片刻的興奮,把自己在事件中的作爲當成了一種情感體驗,在朋友圈上尋求點“贊”。一時的情緒壓倒一切,而主流人羣的動機、協同領導能力、該國的基本戰略和政治因素以及與其他戰略重點的關係反而退居次席。

  3、政治迎合情緒基礎上的共識變得短視

爲了迎合數字時代大衆的衝動,不再製定符合長期目標的複雜路線圖。總統競選幾乎變成了互聯網運營大師之間的媒體競爭。候選人以前談論治國理政的實質問題,現在則淪爲營銷發言人。候選人的主要作用是籌集資金,而不是闡述議題,表達的理念只是“大數據”研究的結果,意在迎合選民的偏好和偏見。將來的領導人熟諳信息環境,可以採取目標精準的短期政策,有利於連選連任。他們更擅長數據挖掘技術,而不是行使領導職責。

通信覆蓋全球和方便快捷,重大事件現在幾秒之就傳遍全球,人們期待決策者在短時間內就表明立場,並影響事態的發展。決策也會即時產生效果。舊外交的問題是無法及時向值得給予道義支持的政治單元提供幫助,新外交則出現與戰略脫鉤、胡亂進行干預的風險。

  五、解決之道

網絡信息時代思考國際秩序,要看到基於情緒的共識驅動是社會中存在的內部危險,如果只是爲了獲得暫時認可的口號,外交政策不再是建設性的實踐,反將造成國內政治的危險。繼而國際舞臺上的大國關係也會扭曲。交換看法很可能變成固化分歧,政治家風範變成裝腔作勢。外交如果變成迎合激情的姿態,尋求均衡有可能變成試探極限。

技術時代我們需要智慧和遠見避免這些危險,這項任務不只是一個技術問題。在其他時代作爲領導能力精髓的睿智遠見、勇氣決心不可或缺;實現分享信息和支持自由制度也必須關注根本戰略和政治因素;要深化和優化對歷史和地理的認識;社會需要調整教育政策,培養適應國家長遠目標和價值觀目標;必須發揮人道主義精神,拋棄偏見,提高道德評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