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社會學的重要影響

清末有兩種社會學的傾向。一種是嚴復與梁啓超受到斯賓塞的影響，採用調適取向來看待社會變遷;一種是章太炎受到岸本能武太的影響，採取轉化取向的社會學傳統。這大致是1949年馬克思主義盛行前最主要的兩種社會學理論。

社會學引入中國

晚清的時間範圍大約是1900年到1911年之間，這是一個非常複雜而具有開拓性的時代。王德威先生曾說：“沒有晚清，何來五四?”從晚清開始，有中國和西方、傳統和現代的交匯，中國社會開始了知識轉型，由從前經學爲主的知識結構轉到以現代科學爲主的知識結構。

社會學引入中國時，被認爲不僅是解釋世界的學科，也是改造世界的方法。事實上，在晚清時期的中國，人們並不知道社會學具體所指。“社會”屬於王權統治之外的範疇，中國長期處於帝制統治下，從未有社會的概念，當然也不會有“社會”這個詞彙。我在研究晚清思想的過程中，注意到當時嚴復、梁啓超、章太炎等幾位大師對於“社會學”的翻譯問題。晚清是中國社會學開始的階段，我試圖從翻譯的角度來談歷史轉向的問題，這其中牽涉到“社會”“羣”這些詞彙的競爭以及社會學起源的問題。

社會學概念引入中國後，很多人追問：中國社會是個什麼樣的社會?封建制度或者封建勢力是否還存在?中國是不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些問題實際上是關於中國社會未來走向的大問題。這也是1920、1930年代所謂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和中國社會史論戰中非常重要的問題。在辯論中，社會學是個非常關鍵的議題，社會學的引薦促成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和唯物史觀在中國社會迅速傳播。

有趣的是，當時參與論戰的幾乎都是左派思想家。像胡適這樣的自由主義者完全不參與論戰。胡適的名言是“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他根本不願意、也不認爲可以對中國社會作概括式的研究。論戰以後出現的一個很重要的對比是：馬克思主義者開始積極探討中國社會的性質，開始強調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自由主義者完全不介入這種討論，也不認爲中國社會性質的討論和自由主義在中國未來的發展之間有任何聯繫。這其實是中國自由主義發展的一個致命傷——沒有注意到西方理論在中國嫁接的問題。

胡適的這種想法，我認爲是受赫胥黎的懷疑精神和杜威的`實驗主義的影響，由此，他最重要的想法，即是“拿證據來”。而中國社會是什麼樣的社會?中國社會形式是什麼樣的社會性質?這基本上不可能拿出胡適所要求的“證據”。在自由主義觀念之下，胡適所介於的社會學傳統，其實是斯賓塞的社會學傳統。這也是在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統攝中國以前，中國社會學最重要的思想傳統。

社會和社會學的概念對中國近代思想變遷影響很大。首先，從地理上來說，社會觀念引進來之後，我們發現，中國是世界中的一個國家，中國社會是世界中的一個社會。第二是正當性基礎的演變。中國傳統正當性的基礎是天，整個天給了中國政治傳統最重要的核心基礎。社會觀念引入之後，特別是嚴復翻譯《天演論》之後，政治正當性基礎變成了和歷史社會相關的概念，而不再是抽象的形而上的概念。第三是宇宙觀的改變，尤其是從宋明理學和從漢代開始的陰陽五行的宇宙觀，轉變到近代科學的宇宙觀。

斯賓塞的社會學傳統引入中國的過程繞不開這幾個人：翻譯《天演論》和斯賓塞《羣學肄言》的嚴復、在《新民叢報》上譯介斯賓塞思想的梁啓超、譯介日本學者岸本能武太《社會學》的章太炎。他們的研究，基本上形成了晚清社會學界透過翻譯來引介社會學的最重要思想傾向。

晚清兩種社會學傾向

這裏要談談“羣”和“社會”的語彙競爭。晚清時期有大量留日學生，大量日本語彙通過他們涌入中國。嚴復的翻譯是直接從西方翻譯的一種模式，這種模式和日本的翻譯之間有強烈的競爭關係。然而，嚴復翻譯的名詞其餘幾乎全部湮沒，其中包括了“羣”。嚴復把society翻譯成“羣”，但後世典型的翻譯卻是通過日本而翻譯過來的“社會”。西方的society通過日本的翻譯轉移到中國也有個過程。大約從1870年代開始，日本的思想家開始翻譯society，試過不少詞，包括“政府”，各種翻譯在1870年到1880年之間已經在日本彼此打了一場硬仗。最後，日本學界達成一個共識，將society翻譯成“社會”。“社會”其實是中國傳統的語彙，大約在唐代以後就存在了，但是到了1870、1880年代以後，“社會”才和西方的society之間形成對等的關係。這是“社會”透過日本到中國的情況。

嚴復翻譯之初，把society翻譯成“羣”。量化統計發現，1904年到1905年之間，中國學界基本上放棄了“羣”，大量地用“社會”，有學者認爲當時士紳勢力的擴展使得對於日本詞彙的接納更加順暢。我個人覺得，這是因爲日本翻譯的書刊數量太大，所以“社會”這個詞彙大概在1905年以後的中國就已經是一個固定詞彙了。梁啓超在《新民叢報》第50號有一個“新釋名”的專欄，詳細解釋了“社會”概念。嚴復於同年翻譯了甄克斯“AHistoryofPolitics”，書名被譯爲《社會通詮》。中英文對照的話，應該翻譯成“政治簡史”。這裏把“政治”翻譯成“社會”，意味着當時的人們完全不瞭解什麼是社會，只能不斷揣摩想象。此外，還要追溯1902年到1903年兩個最早的社會學譯本——章太炎的《社會學》譯本和嚴復的《羣學肄言》。這兩個譯本是中國社會學的鼻祖。

談嚴復必須談《天演論》。現在收藏在北京歷史博物館的味經本《天演論》(1896)，是1898年《天演論》正式中譯本出現以前的更早的版本，這是嚴復請吳汝綸指正的版本，上面有吳汝綸的修改意見。味經本《天演論》體現了嚴復最初接觸赫胥黎思想時的反應。而後，吳汝綸給他很多建議，嚴復刪改了很多地方，嚴復最初的意思也因此逐漸改變。嚴復還翻譯了《羣學肄言》，1908年，他將版權轉給商務印書館，直到1919年，至少發行了10版以上。可見，嚴譯的《羣學肄言》在清末民初曾廣泛流傳。

第二個人物是梁啓超。他在當時介紹了斯賓塞社會學說，以及日本社會學者建部遯吾(TakebeTongo,1871-1945)的《社會學序說》(譯介在《新民叢報》上)。建部遯吾學說的特色在於，嘗試將儒家思想與西方社會學(特別是孔德和斯賓塞;與日本同時期學者相比，建部更重視前者)結合起來。

第三個人物是章太炎。他深受美國心理學派社會學家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1855-1931)的影響。章太炎於1902年翻譯了日本學者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原因之一是爲了反駁嚴復的斯賓塞式以生物學爲基礎的社會學。吉丁斯的心理學取向最顯著的貢獻在於，其所提出的社會的基礎是“同類意識”，這種同類意識是促使社會團結的最重要根基。章太炎的思想結合了岸本能武太和吉丁斯的思想，也結合了他自身的民族主義傾向。

因此，清末有兩種社會學的傾向。嚴復與梁啓超採用調適取向來看待社會變遷，章太炎則採取轉化取向。1907年，章太炎基於革命的立場，撰文批評嚴復翻譯的甄克斯的《社會通詮》，以及嚴復於此書所展現的對中國革命和中國未來規劃的藍圖。其實，兩人對於社會學理解的分歧由來已久，章太炎早在1898-1902年就已醞釀了對於嚴復的觀念的批判性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