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大祥逃亡記散文

我的祖父趙永根，是位苦做苦累的農民。解放前家裏雖然有三、四十畝水田，而長年只請一、兩個長工，大部分農活都是他和我父親趙榮才自己做。祖父由於常年的勞累，身體精幹、墩實，臉色蒼黑；父親因爲勞累過度，背也累得駝了。在他上了點年紀的時候，人們綽號他爲“老騾子”。由此可見，當時他們勞累得艱苦程度了。也就是因爲有着這三四十畝水田，1949年（我11歲）解放時，家庭被劃爲富農成份，在村上成份最高。不過，當時政府對祖父和父親都沒有進行打擊。因此，我們對這樣高的成份並不十分介意。

哪裏知道，這樣的成份，到了共產風時，卻成了我家災難的根源。村上潮頭紅當時是河上大隊副書記、我們鎮南中隊的指導員，掌握老百姓命運的第一把手。在社員（普通老百姓）面前，他一手遮天，爲所欲爲。爲了達到壓服社員的目的，他拿我家“富農成份”做藉口，極力打擊，製造高壓政治空氣，警嚇村上其他人。他雖然與我同姓同宗，而對待我一家人的殘忍手段，說起來卻令人震驚！在那種情況下，我的一家險些遭了“滅門之災”。這個人是誰呢？我村上象我們這一代的人都知道。他現在雖然死了，但是他還有後代。當時他能毫無人性地對待我，而我今天卻不能不要人情地難堪他的下代。爲了照顧他們的面子，我不便在白紙上寫上那可惡的名字；只用潮頭紅做代替了。

共產風中，人們都被強迫命令管制着，在一起吃大食堂。口糧一天只配二兩三兩，天天餓死人。長期餓肚子的人，總是千方百計地想弄點吃的。哪怕是搞點青草、樹葉、野菜吃吃，或者燒點開水喝喝，也是好的。可是，只要讓潮頭紅看見了，他就大發淫威，暴露出他那野獸般的本性。他一天到晚農活不沾邊，專門在村上轉悠。只要見到誰家在冒煙，就立即趕到，把鍋砸碎，把竈毀掉；同時，還污七八糟地辱罵、拳腳相加地把燒鍋的人毆打得死去活來。如果有誰僥倖弄到了一荷藕，或者找到了一點胡蘿蔔之類的東西，只要被他看見了，東西被他奪走，人被他辱罵和毒打，還要被抓去捆起來罰着站在板凳上遭受鬥爭，叫做“站板凳頭子”。寒冷的季節裏，還往人身上潑冷水。當時的社員，本來就沒什麼體質了，再遭了這樣的折磨，許多人很快就死掉了。這樣，人們沒辦法弄到填肚子的東西，只吃食堂裏水一樣的一點點菜糊，天天都有人被餓死，即使是年輕人也不能倖免。我村上當時近三百人口，就死掉了七十多，佔三分之一還強。一個家庭死了幾個人的多得很；有的還被滅了門。因此，我們這一代人，每當提起共產風，誰都痛心疾首。

爲什麼會是那樣的情況呢？原因是：第一，口糧配得太少；第二，不準人們自己找點吃的，更不準私人家裏點火燒鍋；第三，佔着權力的幹部和附和着幹部勢力的積極份子們，爲了自己的活命，利用他們手裏的權力，把配給社員們的那點口糧暗地裏偷着吃飽喝足，於是，社員們吃得更少。社員們餓得還沒死掉的，也只剩一口氣了，而他們卻都還身強力壯，有力氣打罵社員。

共產風的1958年，我父親四十三歲。那一年春天，他和村上人到金閣挑配給的大米。去挑米的人在那裏吃糙米飯，我父親因爲餓怕了，見了飯吃得太多。吃過以後，又立刻挑起二百斤重的米擔子，勁出的太猛，掙壞了消化系統。當時肚子就痛得不行，米也沒能挑，回來就病故了。父親病逝後，潮頭紅就以“富農”的帽子扣在我母親頭上，藉着政策的風頭狐假虎威地坑害我的母親。他用硬紙板做成牌子，寫上“富農份子”的黑字，用草索穿着，掛在我母親的項頸上，每天早上強迫她站在大路口“示衆”，還常常把她揪到附近村莊裏去遊鬥。我的母親，一個婦道之人，身單力弱，潮頭紅卻硬懲罰她做重體力勞動。他總是跟着上面的政策搞形式化活動，有一項就是所謂的“深耕”。田裏的土翻耕過來後，他強迫我的母親，天天晚上去搬大塊泥土，說這樣做就叫“管制勞動”。

我可憐的母親哪受得了這樣的折磨！儘管這樣，她爲了我們姊妹能夠生存，還將她從食堂裏打來的、她本份的那一點水一樣的糊，省一半給我們吃了。因此，她成天比我們更加餓肚子！1959年的春天，母親年僅四十三歲，便無可奈何地拋下我們姊妹五人，離開了人世。母親臨死前，憂心忡忡地對我說：“我死後，再沒有人省給你們吃的了，你們也很難活得下去啊！”她死的那天，我好不容易在食堂裏討來了二兩米，做了一碗“倒頭飯”；不想，我們略一眨眼，這碗“倒頭飯”連同飯上面的“倒頭蛋”都不知道給誰偷走了。慚愧得很啊，那時，我們爲了活命，自顧不暇，懵懂不肖，竟連敬愛的母親逝世的具體日期也沒記着；現在家譜上記錄的日期，只是大概的估計日期！

母親逝世後，潮頭紅又把矛頭指向我；正如母親臨終時所說的那樣，我們更難活下去了。潮頭紅口口聲聲說我是“小富農”，要把我“消滅掉”。當時成份比我低的人，已經死了許多；潮頭紅要想“消滅掉”我這種成份的人，簡直是輕而易舉的事。

1959年（我21歲）的春天，母親死後還沒滿“六七（爲了紀念死人，每七天是一七）”的一個晚上，我與其他幾個人一起去用牛。路上我因爲解大便，去得略微遲了一步。不想，當我到了田裏，潮頭紅忽然對着我咆哮起來：“你這個小富農，膽大包天，竟敢把食堂裏的一飯盆粥偷吃掉了！”其實，我毫不知情；於是申辯說：“我根本不知道粥在那裏，怎麼能偷得到呢？”他伸手摸了一下我的肚子，怒吼道：“你這個不老實的小富農，肚子鐵飽（飽滿得很）的；不是你偷吃了，還有別人哪？我明天再找你算賬！”

潮頭紅當時就是活閻王，要誰三更死，誰就別想活到五更。他蓄意製造的這個茬子，就是要實現他消滅我的“證據”。我要是還在村上住下去，必死無疑。我如果死了，妹妹們都還小，沒人照顧，也非死不可。那樣，我全家就死絕了。我思忖再三，要想生存，必須帶着妹妹們逃生去。要能逃得出去，或者還有生路；比在村上坐以待斃要強得多。第二天一整天裏，我都提心吊膽。到了晚上，我將僅剩的八分錢（一斤米一角二分）飯票在食堂裏都打了糊，我們姊妹四個吃了。我用一擔挑籮，把二妹桂英放在一頭，三妹陽春和四妹元金尼放在另一頭。我挑着她們，趁着夜色的掩護，出門逃生去了。

爲了能有安身之處，那天白天，我就瞅空與已經嫁在橋頭郭村的大姐榮花講好了，讓她求我的表孃舅（母親的姑表弟）郭桂宗搭救我們。郭桂宗表孃舅當時擔任仙坊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在橋頭郭村做負責人。

我們夜裏來到橋頭郭村。那個年代，當幹部的權力，對我們老百姓來說，真是大得很。表孃舅見我們姊妹四個都來了，動了惻隱之心，馬上收留了我們。又叫食堂裏的炊事員給我們打來吃的。我們長期捱餓的人，竟在那天晚上吃了個飽肚子。此後，我被安排在那食堂裏做打雜的事，天天與炊事員們在一起，我兄妹四人不太餓肚子了。

我們雖然解決了餓飯的`事，可是睡覺卻沒有牀，只在食堂裏開地鋪睡。每天晚上鋪開來，早上就得收起來。已經到了初夏了，表孃舅怕我們長期這麼睡着，會被地下的潮氣傷了身體，叫我回家討一張牀去睡。

那天上午，我回到了家裏。不料卻被潮頭紅髮現了。他馬上叫人把我抓去做義務工。白天，他要我用牛抄山芋地；晚上，他就要把我揪到大隊去挨辯論了。所謂的辯論，其實就是去受體罰，凡是遭到辯論的人，都要遭到折磨。我在用牛的時候反覆地想着：若不趕快瞅機會逃走，必將又要遭一回災難。那天中午飯過後，我將自己家的一張燈掛子牀綁好，挑着往橋頭郭村走來。不想，又被潮頭紅看見了。我挑着牀還沒出村，他就派了兩個人來抓我。我見事情不妙，扔下挑着的牀，慌不擇路地往仙坊方向跑去。那兩個追我的人見我在跑，也使勁地跑着追趕我。我跑了大約一里多路，來到了欒樹溝。這是一條大水溝，前面我沒有路可逃了；追我的人以爲我跑不了啦，追得更起勁。我爲了逃命，顧不得生死，“撲通”就跳下了水溝；當我鳧水過了溝時，追我的人也到了溝邊，還要過溝來抓我。我那時雖然年輕，可是，由於長期的營養不良，沒有什麼體力。過了溝時，已經喉中冒煙，氣喘吁吁，全身癱軟，不能再跑了。見他們還要追我，我兩手各撿了塊石頭抓在手中。我揚了揚抓在手中的石頭對他們說：“做人不能做得太絕了；誰沒個困難的時候？你們要是再來追我，我就和你們拼了！”他們見了，怕吃眼前虧，就沒有過溝來。說實在的，他們要是真的追過來，我只有和他們拼。因爲我已經到了無路可逃的地步了。

潮頭紅沒有抓到我，就把我挑出來和放在家裏的牀、木料等等，都搬到食堂去（其他人家類似的東西，也被他搬去了），改做了雙層牀，把這些牀都賣到別的地方去了。

我沒有弄來自己的牀，只得在橋頭郭村的郭桂根家裏用鬆板開了個便鋪，四個人擠在一個鋪睡。我的小妹妹元金尼，當時六歲，因爲在那裏人生地不熟，又想念逝世不久的母親，自己一個人老是往家所在的方向跑，總想回家來。有一回，還還真的跑到了村裏。由於她的年齡太小，最後一次跑出去，終於沒有回來！我千方百計地到處尋找她，可是，因爲沒有目標，一直沒有找到。我這可憐的小妹，是個聰明活潑的小姑娘，無病無猜。她跑了出去，肯定是死了；可是，她是怎麼死的，死在哪裏，至今我也不知道。當時我們已經逃出餓死這一關了，而她竟這樣的跑不見了！我每當回憶起她來，總是悲痛欲絕。

1961年共產風糾正以後，我們這裏分田單幹。我的堂兄和聲特意去橋頭郭村對我說：“現在單幹，沒有人再迫害你了，你還是回家來種田吧。”那年春天，我才從橋頭郭村回到了我現在的鎮南村來。

在那艱難的共產風中，我一家七口人，就死去了三個！因爲潮頭紅用他的權力，想把我“消滅掉”，我被迫逃了出去，又僥倖得到了我表孃舅郭桂宗的搭救。要不然，我的一家，一定就會象村上許多死絕了戶的一樣，也會被他滅了門！我有幸活到今天，看着我還能有這麼興旺發達的一家人，真是感慨萬千！

這概不是謅出來、危言聳聽的故事；而是曾經的、千真萬確的事實！

趙大祥七十五歲，公曆二0XX年四月二十日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