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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馬伕子情感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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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伕子是我們給他取的諢名。他的大名叫馬繼元,是我襄陽財校79級銀行班的同學,也是我學習國畫的老師。

追憶馬伕子情感散文

3月9日下午,班長給我打來電話說馬繼元在武漢病危。我還在猶豫和糾結,沒過幾分鐘,班長又打電話來,說已經去世。馬繼元的妻子王運勤聲音哽咽着打來電話,說我們同學一場關係最好應該去看他最後一眼。我的心情十分沉痛,但礙於正值女兒的婚期,卻無法前去送他最後一程。最後,我只好委託在漢的紅英同學隨班長前去送別,留下了終生的遺憾。

馬繼元是棗陽人,1961年生,比我小兩歲。79年秋我們有幸考進了襄陽財校,分在一個班一個組,住一個寢室達兩年之久,算是投緣的。自打同學以後,特別是跟他學習過畫畫,加之他妻子也在工行系統工作,83年我到武漢開會還專程繞到棗陽去他家裏玩,他倆正談戀愛,請我去看電影,我喝高了還當過他倆的“電燈泡”,所以,這些年來我和他一直保持着密切聯繫,關係是比較鐵的。

他很講究。馬繼元出生在幹部家庭,生長在棗陽縣城,在我們班上他算是條件較好的。大背頭成天梳得溜光的,尖頭皮鞋擦得鋥亮,架子牀上蓋的墊的是一色的細布,衣服不算時髦但啥時候都是整整齊齊纖塵不染,讓我們這些還穿着燈芯絨布鞋,劣質的良的卡衣衫的農村娃,煞是眼羨。尤其是他年少老成,說起話來,不緊不慢,咬文嚼字的,給人一種文縐縐的感覺,大家都說他有一股“夫子味兒”。

他很認真。不論是學習,還是生活,乃至以後在工作中,他都是一個講原則中規中矩的人。腦筋雖然不算聰明,但學習起來很紮實,在書本上用彩色木鉛筆(我們此前沒有聽說過的)劃了重點,做上眉批。考試成績在班上一直保持中上等。

他師承祖父,自幼勤奮學習,刻苦鑽研,寫得一手好毛筆字,行草的,國畫也很有功底。在財校期間,我和孫先朗同學也想培養一點業餘愛好,便跟他學習畫畫,沒有拜師就成了我們的師傅。那時候,對於我們來說,每月吃8—12元助學金,還要擠出一筆不菲的錢來買毛筆碳鉛宣紙國畫顏料,是下了很大決心的。因此,他對我們很盡心,從素描寫生臨摹到筆法技巧佈局,言傳身教,一絲不苟。山水,濃淡相宜,花鳥,躍然紙上,使我們受益匪淺,進步很快。我的毛筆字有些基礎,那陣子買了字帖練習篆體和隸書,繼元總鼓勵我不管啥體,只要堅持練寫好了都一樣。聽說南漳生產宣紙,繼元便讓我找家住南漳的徐萍同學想買一些便宜的。第二年暑假返校,徐萍帶回來厚厚的一摞宣紙,問她得多少錢,她說有同學在紙廠,弄了這些次品給我們練筆沒要錢。這讓我們喜出望外,感激不盡。繼元就說,你得感謝人家,好好畫幾幅畫送給徐萍,同時也檢驗一下你的水平。我就認認真真地畫了幾幅,繼元做了修改還特地題了字,讓我悄悄地送給了徐萍。誰知道,徐萍的父親(也是工行幹部)在市分行的一次行長會上遇見我,大聲誇讚我,被同班的`張金生同學(時任襄陽支行行長)聽了去,在同學們聚會上一嚷嚷,炒作成了我賴蛤蟆想吃天鵝肉追求女同學,當成笑料說了多年。後來參加工作後,由於奔波忙碌,我沒能把畫畫堅持下來。俗話說,一日爲師終生爲父,我們雖然沒有真正地結拜過,每每想起他的教導卻總是念念不忘新潮難平。

他很個性。他這人個性強,不善交際。他作爲老牌中專生,在支行是很受重視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中國銀行重新成立,他在棗陽支行算是老資格,不幾年就成了主持工作的副行長,但是不知是啥原因,總轉不了正,後來就調到了市分行,任信貸科副科長,專司信貸管理和業務培訓。他在信貸管理理論研究上很有造詣,在實務上富有經驗。我在谷城工行工作期間,全市中行信貸業務培訓班在縣賓館舉辦,他去講課,我聞訊去看他。當談到信貸管理,他是被窩裏捉蝨子——一折一折的,我的觀點和見解他少有認同。再後來,他從信貸部門到科技部門,又到調到辦公室,轉去轉來,只到現在也只是一個科級。我揣摩着,我們可能是一簍子貨色,窮鼻子硬,爲人耿直,不會繞彎子,不會搞拍馬溜鬚,他比起我來更有甚者,那就是一個“倔”字當家。這些年他不知道打什麼時候起,迷上了周易,有時同學們在一起聚聚,他老是周易八卦那一套,大家跟他便沒有了共同語言。以至於後來同學關係就有些疏遠。我瞭解他,不怪他,這是他的性格使然。否則,那就不是他——馬伕子了。

嗚呼,馬伕子走了。歿年55歲,死於心臟病。他是我們班上已經辭世的第三個人。陶習典,陶夫子,參加工作沒有多久,連個家都沒有來得及成就做古了。張金生叱吒金融業界,身價地位顯赫,但不想病魔纏身,英年早逝。馬伕子,按說他現在安逸了,老婆內退了,姑娘工作了併成了家,應該好好地享受享受了,只可惜沒了這個福分。我少了一個同學、老師和朋友,馬克思那裏卻多了一個畫家、書法家和銀行家。

畢業前夕,我做了一件按照他們棗陽人說的、比較得勁的事情。班主任孔老師說等新學年開學大家來拿分配通知書的時候再照畢業合影,我是我們小組的組長,我說不管班上如何,我們小組自己組織大家照一照,同窗兩載得留個紀念。大門口,教學樓前,烈士塔下,便定格下我們七個男同學的青春形象。我握着碳鉛,孫先朗託着畫板,馬伕子手指點着羣山在寫生的照片,到現在我還要時不時地拿出來曬曬。果不然,還沒等到新學年開學,我們的分配通知書已經下發,大家就各奔東西報到上班去了。要不將留下永久的遺憾,現在到哪裏去看那兩位夫子呢(七個人中陶夫子和馬伕子兩個都與世長辭了)?

接下來,我要做的有兩件事,以彌補我的缺憾和寄託我的哀思,一是有機會一定要到他的墳前給他燒幾張紙,焚幾柱香,和他說說話,敘敘舊;二是2007年我求他專門爲我題寫的“天道酬勤”橫幅,仍蒼勁有力的掛在我曾經工作過的樊西支行行長辦公室,我要把它摘下來,供奉在家裏,天天能看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