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極簡歐洲史》有感

《極簡歐洲史》將歐洲定義為一個“怪物”，一個包含並且能堅持強多元的文化混合體，全文反覆闡釋、證明著這一點。而這個多元的混合體，大致發軔於愛琴海沿岸的希臘雅典，文中第一章就如此說到。歐洲擁有101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然而該書卻僅以愛琴海沿岸地圖為封面，這也能從側面說明作者認為希臘思想指引了歐洲千年歷史的奔流。

通覽該書之後，我的心中也久久縈繞著這樣一個想法，歐洲為何無可爭議地一直走在世界前列；而為何瀰漫上下5000年曆史智慧光輝，經濟文化發展同樣繁茂的泱泱中華一直只得望其項背。其原因或許並不在基督教的控制蔓延，並不在無休止的戰爭及其帶來的文化衝擊，甚至也不在思想多元化。而在千百年來歐洲人民腦中無法磨滅的古希臘思想印記。 我認為，古希臘思想大概包括兩個方面。

其一，古希臘思想是對民主的不屈堅守。這體現在很多方面，無論對於國王，還是教皇；無論面對暴君還是“第一公民”，王權始終受到較大的限制。無論是雅典民主，還是羅馬共和，無論是君主立憲，還是“權利法案”也都體現出人民對民主的忠誠。“不是所有東西都是國王的”成為一種永恆的主流思想，相對應的，“私有財產不可侵犯”也是一種連統治階級都認可或者必須認可的概念。

這種對封建體系的限制應該說對經濟文化發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物權私有為經濟發展提供動力，而民主帶來的民智則為文化的進步輸送活躍的思想火花。

反觀中國，自嬴政掃六合，稱皇帝起，儘管此後天下分分合合，在或大或小或統一或分裂的國家領域內，王權始終是至高無上的。《詩經》中普遍流傳的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可以說明這一點。共產主義革命之前的所有革命，僅僅是革除某人的天命，鼓吹締造另一個人的天命而已，農民起義之後後繼的是則是另一個擁有絕對統治力的君主，本質並沒有任何改變。明代的中國，出現了紙幣，出現了銀行的雛形“錢莊”，甚至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但是也止於此，究其原因，就是無法確切保障物權私有。 並且，這樣過度集權的封建體系下，民智確實很難有所發展有所作為。譬如有一句耳熟能詳的十分接地氣的俚語，“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種紅薯”，甚至到現在還偶爾在官民出現分歧時被引用。然而這卻實實在在是非常十分可悲的，因為不應當是“當官為民做主”而應當是“當官為民辦事”，為民做主，做主人的，只能是人民自己。華夏子孫已經習慣了把自己的命運寄託在統治階級身上，而不是自己手中。在這樣的情況下，中華不可能出現民主，“民智未開”也是必然的，進一步說，文化發展的腳步也必將受到桎梏。

其二，古希臘思想是對真理的不懈追求。這種追求涵蓋政治制度，科技，哲學，宗教等各個方面，無所不包。蘇格拉底的質疑一切，柏拉圖的理想主義，亞里士多德的邏輯推導作為古希臘思想的傑出代表，已經深深烙印在一代又一代的歐洲人民心中，構成了他們思維和行動的綱領和指引。其結果是，歐洲人的思想無韁繩、亦無疆界。他們敢於揣摩一切可能性，而這樣大膽闖蕩又給他們的思維增添了更多可能性，這才是人類智慧的健康發展。 同樣比照舊時代的中國。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儒家思想就此成為中華唯一的正統，人民的思想創造都不能跳出儒家思想的範疇，否則就不可能得到統治階級上層社會的認可，不可能實現彼時時代所定義的人生價值。儒家思想無疑是中華民族偉大的智慧結晶，它對中國乃至亞洲都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甚至到如今一些諸如管理學、經濟學等新興學科都能從中汲取到不一樣的養分。然而，統治階級手中的儒家思想客

觀來說也成為了侷限人民思想爆發力的枷鎖，遮蔽了無數先賢探索的眼睛。明代“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則加劇了浮雲遮望眼的病症，直到opium戰爭的硝煙刺痛了億萬中華兒女的心，我們才發現我們的思想究竟落後了西方人幾百年。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讓人民當家作主，讓思想相容幷包，只有做到這兩件事，才能真正讓中華民族由“後進生”成為“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