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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說國學大師林語堂的《紅樓夢》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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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林語堂是我國的國學大師,他主張自由文學,喜歡創作小說和小品文。他最喜歡的著作就是曹雪芹的《紅樓夢》了。讓我們一起了解一下林語堂的《紅樓夢》情節吧。

漫說國學大師林語堂的《紅樓夢》情節

林語堂曾寫過一幅融合了自矜與自勉的對聯:“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質之以他畢生的寫作經歷和文學成就,應當承認,這幅對聯並沒有太多的誇飾成分,而是大體上符合實際情況。作為美國哈佛大學的比較文學碩士和德國萊比錫大學的語言學博士,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極為少見的雙語作家,林語堂對西方文化的洞悉和稔熟自不待言;相比之下,由於早年一直就讀教會學校,所以,他接觸中國傳統文化倒是明顯晚了一些,但經過後來在文化和文學實踐中的一番“惡補”與長期浸淫,竟也能擷英咀華。在這方面,我們且不說他圍繞孔、孟、老、莊,以及武則天、蘇東坡所作的持續譯介或生動描述,即使單就其隨意品評古典小說的文字來看,亦每每不乏高妙精彩之論。

譬如,《蘇小妹無其人考》調動多方面的史料,鞭辟入裡,去偽存真,說明馮夢龍《今古奇觀》所記蘇小妹“三難新郎”事,純系小說家言,而非歷史真實,便有助於人們懂得怎樣看小說中的歷史和歷史類的小說。《劉鐵雲之諷刺》由劉鶚《老殘遊記》的楔子說開去,指出其中包含的中國國情與作者幽憤,亦不失啟人心智和發人深思。而一篇《談勞倫斯》,更是憑著對《金瓶梅》和《查太萊夫人的情人》兩性描寫的恰切對比與奇特分析,而在學術界和讀書界廣有影響。

當然,在中國古典小說的界域裡,最讓林語堂傾心折服、進而上升為一種濃烈的生命情結和重要的文學資源的,還是一部《紅樓夢》。關於這點,我們讀林語堂的傳記資料以及作家本人的一些作品,不難看到一條清晰的脈絡。1916年,林語堂來到清華園任英文教員。有感於以往教會學校對中文的忽略,他開始認真在中文上下功夫,而這時候,《紅樓夢》就成了理想的教材。用作家在《八十自敘》裡的話說就是:“我看《紅樓夢》,藉此學北平話,因為《紅樓夢》上的北平話還是無可比擬的傑作。襲人和晴雯說的語言之美,使多少想寫白話的中國人感到臉上無光。”

從那以後,《紅樓夢》便成了林語堂常讀常新的一部著作。而正是這種持續的讀“紅”,使林語堂不僅獲得了語言和文化的營養,而且豐富了寫作的材料和靈感。後來,他筆下的《中國人的家族理想》《論泥做的男人》《家庭和婚姻》《小說》等一些散文隨筆,均與《紅樓夢》保持著這樣或那樣的聯絡。隨著對《紅樓夢》的情感日深,林語堂萌生了將其譯為英文的想法,然而又擔心巨大的時空差異會影響西方讀者的興趣和理解,所以決定直接用英語創作一部《紅樓夢》式的現代小說,於是,便有了完成於1938至1939年旅美期間的《京華煙雲》。

也許是因為寫仿“紅”小說尚不足以表達自己對《紅樓夢》的酷愛和興致,20世紀五六十年代,林語堂乾脆直接作起了紅學研究,先是寫出了6萬多言的《平心論高鶚》,發表於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9本,然後又有《論晴雯的頭髮》《再論晴雯的頭髮》《說高鶚手定的〈紅樓夢〉稿》《論大鬧紅樓》等一系列文章披露於“中央社”特約專欄。1967年到臺灣定居後,林語堂對《紅樓夢》的興趣有增無減,他發表演講、接受採訪,《紅樓夢》常常都是重要內容。這種對紅學的迷醉似乎一直延續到林語堂的晚年,從其次女林太乙提供的資料看,在林語堂逝世的1976年,臺灣的華岡書店仍然有林氏的中文著作《〈紅樓夢〉人名索引》出版。

《京華煙雲》是林語堂自覺借鑑甚至是直接參照《紅樓夢》寫成的長篇小說。這部洋洋灑灑70萬言的作品,剪裁自義和團運動到抗戰爆發這段歷史作為背景,著重描寫了古都北京三個富貴之家幾代人的悲歡離合與風流雲散。其中“重要人物約八九十,丫頭亦十來個,大約以《紅樓》人物擬之,木蘭似湘雲……莫愁似寶釵,紅玉似黛玉,桂姐似鳳姐而無鳳姐之貪辣,迪人似薛蟠,珊瑚似李紈……”(林語堂《給郁達夫的信》)應當看到,《京華煙雲》作為林語堂初試小說創作的結晶,是達到了較高的審美層次的。

不過,倘若我們換一個角度,即把《京華煙雲》同它全力趨鶩的《紅樓夢》相比,在整體上遠不具備那種“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的風度與氣魄,尚缺乏《紅樓夢》那樣淵贍博大的渾一性和興味無窮的`感染力。當然,出現這樣的問題,譯文質量的不盡理想,也是個重要因素。我曾想,在現代作家裡中英文水準均屬一流的郁達夫,當年如果能夠兌現對林語堂的承諾,完成《京華煙雲》的譯事,那麼,如今流行世間的該書,很可能會有更好的傳播效果。

林語堂的紅學研究,走的是以考證為主的路子,而且把重心放在了《紅樓夢》後四十回的作者及其成書情形和文字評價上。坦率地說,林語堂做這樣的學術選擇,多少有一些興趣至上的意思。因為圍繞《紅樓夢》後四十回的著作權及其藝術成敗問題,自清代至今天的紅學界,一向見仁見智,各有所持,而事實上,如果沒有新的堅實的第一手材料做支撐,已有的種種說法充其量不過是既無法證實,亦難以證偽的一種推論和揣測,其學術價值不會太高。林氏的紅學研究大抵可作如是觀。他在《平心論高鶚》等文中所強調的:《紅樓夢》後四十回不可能是高鶚所續,而是他在曹雪芹殘稿的基礎上修補而成;高鶚的功勞和成就不在曹雪芹之下,而在他之上云云,固然可以開闊人們的思路,但是想作為學術定論,無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倒是在以上過程中,林語堂表現出的小說家特有的對藝術感覺和創作經驗的注重,以及企圖將這一切融入文學考證,用於解決作者問題的努力,似乎有著方法論的啟示。這才是林氏對紅學的真正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