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史記》讀後感

當細細地品讀完一本名著後，大家心中一定有很多感想，記錄下來很重要哦，一起來寫一篇讀後感吧。你想知道讀後感怎麼寫嗎？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史記》讀後感，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史記》讀後感1

西漢名將李廣英勇善戰，歷經漢文帝、景帝、武帝，立下赫赫戰功，對部下也很謙虛和藹。文帝劉恆、匈奴單于都很敬佩他，但最後被迫自殺，許多部下及不相識的人都自動為他痛哭，司馬遷稱讚他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公元前119年，李廣任前將軍隨大將軍衞青出征匈奴，時年李廣六十有餘。出行前，漢武帝認為李廣年老體衰，命運不好，暗授衞青不要讓李廣與單于對敵。

出邊塞以後，由於衞青事先曾抓到敵兵，知道單于的藏身之所，受漢武帝暗託的大將軍衞青要自己帶兵和中將軍公孫敖去捉拿單于，卻命令前將軍李廣和右將軍趙食（yì）其（jī）從東路包抄。東路相對較遠，又是荒原戈壁，水草缺少，不利大軍駐行。李廣親臨衞青帳前請求説：“我是前將軍，理應衝鋒在前，如今大將軍卻命令我從東路包抄；況且我從少年時就多次與匈奴作戰，今天終於得到一次與單于對敵的機會，我願做前鋒，與單于決一死戰。”

怎奈衞青一意孤行，最終沒有答應李廣的請求。李廣憂怒異常，憤而領軍與趙食其合兵從東路出發。進入荒原之後，由於部隊沒有嚮導，結果大軍在茫茫荒原上迷路了。而更為扼腕歎息的是，衞青與單于交戰後，雖然擊退單于大軍，但是並沒有俘獲單于。

衞青公孫敖只得收兵，歸途中才遇到了趕來支援的李廣和趙食其。

後衞青派長史詢問李廣和趙食其迷路的原因，並要給漢武帝上書備述軍情，李廣憤而拒答。衞青又責令李廣軍中人員前去受審。李廣説：“他們沒有罪，是我自己迷路的，我自己到大將軍帳前受審對質。”

到了大將軍帳前，李廣説：“我少年從軍，與匈奴大大小小對戰七十餘次，現在有幸隨大將軍征討單于，可大將軍卻把我的部隊調去迂迴包抄，最終又迷失道路，難道不是天意嗎！”李廣一生剛烈，仰天長歎：“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憤而拔刀自刎。

李廣死後，軍中將士無不為之痛哭流涕，甚至百姓聽到這個消息，不論和李廣認識的和不認識的，都為李廣歎息落淚。《史記?李將軍列傳》是這樣描述李廣之死的：“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

李廣之死，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衞青分工有誤、並推卸責任所致。作為前將軍，李廣勇猛無比，且與匈奴多次交鋒，作戰經驗豐富，理應衝鋒在前，而衞青卻將他作為替補隊員處理；李廣迷路貽誤戰機，雖自身存在很多失誤，但衞青幾次三番威脅李廣要將軍情備奏漢武帝，李廣不堪與京師文官對簿公堂，憤而引頸自刎。一代名將，落得如此下場，可歎可悲！

生活中，每個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個公司一個企業亦然：員工要有做好本職工作，為企業創造效益的責任；領導幹部要有運籌帷幄、指揮有方的責任。每個人扮演的角色不同，所承擔的責任也就不同。但我們最終的目的都是要讓公司得到更好的發展，員工得到更好的待遇。

現實生活中，也有少數領導幹部事業心、責任感不強。有的只要不出事、寧可不幹事，對工作敷衍應付、得過且過；有的遇到矛盾繞道走、碰到困難往後退，該抓的不抓、該管的不管、該改的不改，滿足於當四平八穩的“太平官”。

“幹事難免會出錯，但不幹事百分之百地錯。”一個沒有責任意識的領導幹部是不稱職的`領導幹部，一個缺乏責任感的領導幹部也得不到羣眾的認可和組織的信任。

正人先正己，做事先做人。責任不僅是一種愛崗敬業的精神，更是一種敢於擔當的品質。作為一名領導幹部只有敢於擔當，不迴避矛盾，不推卸責任，才能凝聚人心，帶頭創先爭優；只有勇於負責，展現自我價值，實現理想人生，才能把幹事創業作為自己的天職；只有知人善任，提高履責能力，優化責任分配，才能努力創造出無愧上級和羣眾重託的業績。

孔子説“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説的也就是這個道理。

《史記》讀後感2

讀《史記之孔子世家》有感——流水人生

孔子説：“仁者愛山，智者樂水。”仁者何以樂山，智者何以樂水？山水是天地自然的象徵，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和萬物棲息之所；是仁者對生命的寄託，是智者對自然的依戀。這是孔子對天人相結合境界的最高體驗。孔子的一生追求仁，被大多數人認為是仁者，但是他更是智者。因為他更鐘情於水。

孔子觀賞東流的水，子貢問道：“君子只要看見大水都要觀賞，原因是什麼？”孔子答道：“因為大水流動永不停息，而且滋潤世間萬物卻不自認為有功，就像人的德行一樣。水有時在低處流動，有時在高處流動，這都有其遵循的規律，就像人的仁義一樣。大水浩浩蕩蕩，永不枯竭，這就像人的道德一樣。水流向百仞高的大山中而不懼怕，這就像人的勇敢一樣。裝滿了卻用不着用蓋子削平，這就像人的正直一樣。水的柔弱無所不至，就像人的明察一樣。水從源頭必定流向東方，就像人的志向一樣，所以君子看見了必定要觀賞它。”孔子用滔滔江水比做人的德行，勉勵我們進德修業應像奔流不止的河水晝夜不捨，永不停息。這不僅體現孔子的智慧，而且不也暗示了孔子的一生如流水一般嗎？

孔子一生仕途不順暢，如流水般曲曲折折。孔子35歲去齊國，見到齊景公。由於受大臣晏嬰的阻止，沒有得到齊景公的重用，37歲返魯。孔子從51歲起，先是做了魯國得縣官，後來官至魯國的最高法官，並代理丞相。可是隻有三個月的功夫，由於魯王不聽他的意見，孔子只好辭職，離開魯國。在55歲到68歲這14年間，奔走列國：在齊國受到排斥，在宋國、衞國遭到驅逐，在陳國、蔡國之間遭受厄困。於是又返回魯國。

社會現實卻是讓人痛心。周王室統治微弱，“禮崩樂壞”，諸侯紛紛崛起，倫理秩序失控，社會綱常紊亂。孔子想到自己的先祖弗父何禪讓君位，正考父曾接連輔佐宋國三公，父親叔梁紇勇猛震三魯，母親顏徵含辛茹苦地教育培養自己。孔子叩心自問：自己為什麼不能像傳説中的盤古一斧劈開混沌的世界，令天地分開、涇渭分流？為什不能像文武周公那樣文治武功，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條、太太平平？自己雖沒有君王之位來施展政治抱負，也沒有威武之師可以征伐世上邪惡，但是自己有知識、有智慧，可以用教育開啟人的心智，用“六藝”來培養“上事君以忠，下使民以惠”的賢臣，改造這種“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實現“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太平盛世。於是孔子不怕困難，如流水般，堅持自己的信仰，朝着自己的'目標前進。他下定決心，走上杏壇，傳先王之道、授六藝之技、育天下之才。

哀公三年，孔子當時60歲。孔子周遊列國到宋，和弟子們在大樹下“習禮”。桓魋揚言要殺孔子時，砍倒大樹。弟子們讓孔子快跑。孔子卻安慰弟子們，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之後，孔子以及他的弟子們祕密地離開宋國。等到桓魋得知孔子師徒出行的消息，派兵追趕時，孔子一行早已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中。孔子師徒先後來到新鄭。當時孔子風塵僕僕、疲憊不堪，非常狼狽。子貢等人四處尋找孔子。有一位老人對子貢説：“東門有個老頭，長相不凡。腦門子像堯帝，脖頸似堯時的名法官皋陶，雙肩類似鄭國大夫子產，腰以下不及禹三寸，脊背微曲，又瘦又乏，累若喪家之犬。”子貢見到孔子後，便把老人的話學給孔子聽。孔子聽後，見大家失魂落魄的模樣，不禁大笑，説：“説我形狀像賢相，那可不敢當。説我像一隻喪家之犬，倒是很像，很像！”像這種坦坦蕩蕩、從容不迫地對待挫折、堅持自己的信仰，孔子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最後，假如將孔子和莊子相互比較的話，在主觀上，我更向往莊子那樣逍遙自在的精神境界；但是在客觀上，我更提倡孔子的處世智慧。儘管孔子曾提出“刑不上大夫”這一不平等的法律。但人生孰能無過？孔子還是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孔子的思想包含着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為人處世的智慧，給人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如流水不絕，激勵着萬代子孫。

《史記》讀後感3

我在課餘時間看了貨殖列傳，在該列傳中司馬遷認為社會經濟活動不以人們意志轉移的客觀過程，因此，即利用貨物的生產與交換，進行商業活動，從中生財求利。司馬遷所指的貨殖，還包括各種手工業，以及農、牧、漁、礦山、冶煉等行業的經營在內。史記中影響最深刻的是，兩大著名商業家計然和白圭。

“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認為商業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於觀察變化和利用變化，他主張利用規律性變化獲利，所謂規律性變化就是不要關注引起變化的具體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變化，白圭提出的“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的商業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規律性變化，這裏面的規律是，由於有大量的人棄，價格必定就掉下來了，而價格掉下來，就是上漲的理由，上漲的理由具備，上漲就是遲早的'事！只要發生大量的拋售，就買入，至於這種拋售是屬於全球金融危機引起的呢？還是鉅額投資虧損造成的呢？還是原料漲價引起的不關注，只要人棄，我就取。

另一位商業家計然提出貴極則賤，賤極則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價格貴到極點，就會返歸於賤；價格賤到極點，就要返歸於貴。當貨物貴到極點時，要及時賣出，視同糞土；當貨物賤到極點時，要及時購進，視同珠寶）。至於是什麼引起的貴賤變化，這些商業家們並不關注。而我們的投資人則長期沉逆於引起價格變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視了價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漲的理由的規律。

説來説去凌通最想要説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規律性變化，跌多了就是漲，漲多了就是跌這是基本規律。人們都不敢買的時候，都棄之的時候就是最好的買入機會這也是規律。不要尋求具體的上漲理由和買入理由，一旦有具體的上漲理由和買入理由，實際股票就沒有買入價值了，一旦有上漲的理由的時候，人們就不要拋售了，也就沒有機會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機會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體利多的困難階段下手。同時要理解相信價格的變化總是向反方向變的，上漲總會轉化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會轉化為上漲！

在這點上，古代商業家計然和白圭分別提供了更偉大的思想，計然指出：天旱資舟，天澇資車（旱時，就要備船以待澇；澇時，就要備車以待旱），這才是商業和經營的規律。在古代商業家的眼裏，所有的商業行動都是為次年或者很多年後所做的準備，等待時間的推移，實現收益。白圭則提出，當貨物過剩低價拋售時，就收購；當貨物不足高價索求時，就出售。穀物成熟時，買進糧食，出售絲、漆；蠶繭結成時，買進絹帛綿絮，出售糧食。兩位商業家都不為明天操心，他們的商業行為都不是為明天掙錢做準備，而是為更長久的未來做的準備。

計然和白圭認為經商一定要利用，“時用”關係，“時用”關係指的是，人們需要某個商品的時間和這個商品處於充足的時間不是同一時間，東西多時大家往往不需要，價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時東西往往不足，商人們就是利用這個時間差，在供給充足價格下跌是買入，然後隨着時間的變化自然會出現東西少，大家又要用，價格高的情況，這時商人就賣出。凌通認為“時用”變化其本質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時間或空間商品的供需關係不一樣，從而導致價格不一樣，來獲取利益。在兩位大商業家眼裏，價差是時間創造出來的，價差是時間的函數，時間是價差之母。

在一個極端的困境中，極端的拋售中，採取人棄我取的策略，然後等待時間的推移，創造出新的供需關係和價格，自然會掙錢。不要試圖在某個低價買入後，次日就獲利，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麼具體的利多才買入，那是已經晚了。在極端的困難和極端的悲觀，極端的拋售和極端的利空情況發生時，就是最佳的買入時機，而時間逐步推移之後利多自然會出現。根本就不需要投資人去尋找、去發現、去預測什麼利多，只需要投資人等待！這是商業和投資的基本規律也是凌通閲讀了《史記貨殖列傳》之後的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