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故事散文鑑賞
我剛到北京不久，收到了省委幹休所的電報：母病危，速回。
母親生命的最後時光都是在醫院度過，她得的是肺氣腫，後來發展到肺心病。每時每刻喘不上氣，最後離不了醫院裏的氧氣管，只好把醫院住成了家，一住就數年，好在她是“老紅軍”，能有一間單人病房。我在成都工作的時候，每個星期天都和妻子帶着兒子去醫院陪母親。兒子一直進了北京，才知道原先他對“星期天”的認識是片面的，他一直認為“星期天就是人們上醫院看病人的日子”。我調離成都後，在外地工作的妹妹調回了成都，照顧母親。離開成都時，我感到母親的不捨，但我的調動，可以讓在外地多年教書的妹妹回到省城，母親也就鼓勵我到北京工作。母親名叫張淑容，出生在遼寧西豐的大富商家庭，“九一八”後，隻身從東北流亡到了北平，參加了“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革命起點就是“北京一二九的學生運動”。按組織部門的資歷年限計算，人們都習慣稱她“老紅軍大姐”。我離開成都，兩年間回去過一次，醫院也發過幾次病危電報，但都在事後才告訴我。這封電報極短，讓我有不祥之感。
收到電報，給妻子打個電話，我立即到東單的民航售票大廳，買了最近的一班飛機票，回到成都已是傍晚。從機場直接打出租到了醫院，母親已深度昏迷了，脈搏微弱。我坐到她跟前，喊她，連喊數聲，她的眼皮抖動了幾下。妹妹和妹夫説，媽總算等到你回來了。他們讓我到醫院門口小飯館吃點東西，大家都一天沒吃飯了，就留下長期陪同的阿姨守着母親，出去吃飯。還是不放心，我們匆匆吃碗麪條充飢，就趕回病房。前後不到半小時，母親在我們離開時停止了呼吸。這令我深感遺憾，在她生命最後一刻，還是沒有在她身邊陪她。同時我也感到震撼，母親堅持最後一絲氣，只是要等兒子回到她身邊，聽我喊一聲：“媽，我回來了！”然後，就安詳地走了。
懷念一座小山丘，這小山叫磨盤山，因為母親在那裏。懷念是心在顫動，總需要一種形式，否則，我們難以釋懷！靈魂需要肉體，當失去肉體後，我們説死亡降臨了。死亡需要墳塋，因為死亡最好的證明是人們的懷念。送別親人，這真是人生必修的一課。母親走後，常常讓我從夢中驚醒，醒來以前，她還和我在一起。是她把我送到這個世界上來，又是我把她送出了這個世界。我每次回成都，都儘量擠出半天去這個小山丘，因為心靈需要一個實在的證明，不是證明給別人，而是自己。形式是必要的，六祖慧能説：“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這是徹底精神第一以致“空無”了，然而在徹底中仍需要藉助“語言”這個形式啊！有時，懷念就是這樣，靜靜地坐着，能聞到那青草的氣味，感到一片碧綠撫慰着你的心靈……
小時候，我喜歡養小動物，養過鴿、兔、雞、貓、狗、金魚、蟋蟀，還有蠶，養蠶是在剛進小學的頭兩年，説起來已是半個世紀前的事了。童年就是簡單的快樂加上簡單的憂愁。在我養蠶的日子裏，我的快樂和憂愁都是蠶。看蠶吃桑葉是非常開心的事，蓋上一層桑葉，蠶先伸出一星兒嘴，啃出一個缺口，露出一頭，然後沙沙地啃出一大塊地盤，當它們全爬到上面來了，桑葉已被啃得只剩下葉脈了。它們一個個昂起頭，四處晃動，要吃，這副乞食的模樣給我留下很深的記憶。院子裏只有一棵桑樹，不久便被各家養蠶的孩子摘光了，一到斷了“糧”，我就眼淚汪汪。母親衝我吵一句：“哭什麼，沒出息！”便騎上車，到院裏有桑樹的老師家裏去討。還不能總去給一家找麻煩，我養一季蠶，母親要跑半座城。那時，我讀的寄宿學校，星期天上學的時候，要用一隻大竹籃，把一片片擦得乾乾淨淨的桑葉，整整齊齊碼放在裏面，上面蓋一張濕毛巾，這就是我的蠶寶寶一週的食品。等到蠶寶寶長大了，變胖了，身子發亮了，吃得也更多了，一籃子桑葉堅持不到週末就空了，母親就在星期四給我送桑葉到學校來。一到星期四課外活動時間，我就在校門邊轉悠，盼望母親身影。那時我見到母親真是快活極了，我不知道母親為什麼願意為我送桑葉到學校，這違反了校方的規定，寄宿學校平時是不能看望學生的。
我之所以記得養蠶的事，大概因為養蠶對於一個城裏讀寄宿學校的孩子來説，是有太多麻煩和不容易了。養蠶只是讓我找來這一些小東西讓自己去關心，卻給在逆境中的母親添了更多需要操心的事。蠶吐絲了，結繭了，那些繭一動也不動了，我的養蠶事業也就告一段落了。不知道繭能幹什麼，裝進紙盒，收起來。只是想到這些小黑毛毛蟲就這麼長大，還能吐絲，還結這麼美麗的蠶繭，世界在我心裏也就可愛了。記得她停止呼吸之後，我從她躺了四年的病牀上，抱起她時，她輕得好像吐盡了絲的蠶，能飄起來……
那時，這條路線就是野外遠足的鄉村郊野路線。公共汽車只開到將軍衙門西面一站的通惠門，再向西就出了城。我們平時和母親住在城裏，寒假和暑假才到光華村，住父親處。老百姓往來行走，只有兩種交通工具：獨輪車也叫作雞公車，多運貨物，也坐人，人坐在車頭，推車的人在後面推，這種車走得慢，但載重大，壓得獨輪嘰嘰咕咕叫，得了“雞公車”的名字；另一種就是人力車，成都人叫黃包車，坐起來比雞公車舒適，兩個車輪也大，拉車人一溜兒小跑，也快，一般人外出難得坐它，相當於現在的高級出租車，成都人稱之為“包車”，可見不便宜。我們姐倆去父親學校度假，母親就要叫一輛黃包車，坐黃包車去光華村，相當於今天的出租跑長途了，是件大事。母親總是在街頭認真挑選，一是慈眉善目的老實人，二是要身板好的年輕人。找到車子後，母親總是再三叮囑，然後記下車號和車伕號衣上的號碼，才揚起手與我們告別，一直在街邊望着我們遠去。
那時，從城裏到草堂再到光華村，很長的路，路上行人也少。沙土的馬路，沒有鋪柏油，難得有汽車開過。偶爾有一輛車開過，就會揚起漫天塵土。汽車真少，汽車也沒有汽油，駕駛艙旁掛着大爐子燒木炭，邊跑邊喘，一口氣上不來就拋錨。這樣的車，一路上也見不到幾輛，好在有兩旁田野茅舍，“錦裏煙塵外，江村八九家。園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也真是童年記憶中的美景！如今，杜甫草堂變成城市中的盆景，高樓如雲，車水馬龍，站在這裏，真的找不回我的童年了，還有那個記黃包車車號的母親…… 我對於家庭和幼兒園外面的“社會”，最早接觸的就是茶館，是成都的老茶館。老茶館是最具成都特色的民俗生活場景，一張木桌，幾把竹椅，便可開張迎客。茶館有大的，比方説，當年的人民公園、xx祠這些較大的公園，都有大茶館，茶館都是雨棚式的開放建築，有頂沒牆，房柱之間有低矮的木欄，木欄不高，可坐，人多的時候也可供單幫的茶客，坐在木欄上，倚着屋柱品茶休息。茶館四面開放，圍着茶館的院壩也是茶館的組成部分，擺滿了竹椅木桌，院壩裏的.樹木，便為茶客遮陽，太陽斜了，樹蔭移了，茶客只是把竹椅挪動一下，並不礙事。大的茶館，茶館裏外，能擺幾十張茶桌；小的茶館，開在小街窄巷子，三五張桌子，都擺在街邊上，茶館小得只有一盤灶，擺着幾隻銅茶爐。
我上幼兒園的時候，常在茶館裏泡着，因為母親坐茶館。母親坐茶館是剛解放不久在成都當教育局的中教科長的時候。她在延安時期就當過延安中學的老師，在我印象中，這一變故對於剛三十來歲的母親，並沒有讓她的生活變得灰暗。工作中結交了許多名校的老師，週末常和老師們在茶館裏聚會聊天。每次三四位，一聊就半天。在茶館裏沸騰的聲浪就是最好的屏風，讓每張桌子上的人幾乎只能聽見自己同伴講話，熙熙攘攘的茶客們便各有洞天，相安無擾。和母親常一起喝茶的老師都是成都幾所名校的骨幹教師，我想，除了談工作，還有志趣相投吧！他們都尊重母親，談話中總用“張科長”這個稱呼。大概這是母親身上的“遊擊習氣”？反正，在以後的日子裏，我再也沒有見到過愛和老師們坐茶館的“教育科長”了。我跟着坐茶館，便用小人書打發時間。茶館裏有出租連環畫的，一分錢看兩本，五分錢便能暢快地看上半天，大人們談什麼，也就從不關心了。
據説成都的茶館文化盛行，是與當年南征的“八旗子弟”有關係。清兵南征，一批滿蒙子弟留在成都，他們生活的地區便是後來的“少城”，這些閒人讓成都變成消費之都，遍地飯館茶館讓成都活色生香。剛進城的共產黨不是吃鐵桿莊稼的“八旗子弟”，在老百姓心中還真的很清廉，在我記憶中，不知跟着母親進了多少次茶館，但從沒有和任何老師一起吃過飯。“下館子”在那個年代是很奢侈的事情，沒有人動這個念頭。
跟着母親坐茶館的事情在1957年結束了。整風開始後，在延安整風前的“挽救失足者運動”中，母親被打成“特務”的經歷，還有在土改中受到的處分，使她關心那些“骨幹教師”，記得那兩天下班後，母親騎着車外出，很晚才回來。後來才知道，母親那兩天都在往學校跑，給她熟悉的老師朋友説一句忠告：“多聽少説！”記得有位老師在母親趕到他那裏的時候，他已因為經不住動員在大會上發過言了。這位老師姓黃，後來被劃為“右派”。
十年之後“xx”中，我們家再次遇到風浪。我獨自在成都為父親的事奔波，此時已被下放到大涼山的母親給我寫信，信中説，如遇到困難，生活無着，可以去找這幾個老師：九中的陳老師，十九中的張老師，還有附中的黃老師……他們都認識我，記得我見到他們時，他們説一樣的話：“我認識你，你是張科長的兒子。”
在大涼山的首府西昌城南十來裏，有個叫邛海的湖，湖西有座叫滬山的山，山下湖邊有一所學校，西昌師範學校。大躍進後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的母親從成都下放到這個偏僻山區當教師，不久，我也從成都轉學到西昌，和母親一起生活。在下放以前，母親是省裏一家刊物的副主編和某研究室的副處長，儘管在五年之前她受到過開除黨籍處分，降了職，但下放一事，沒有任何“新處分”的痕跡。她到西昌先是省教育口下放人員的“帶隊領導”，其他人被下放到基層勞動了，她待在機關裏閒得沒事幹，又不願去監督巡視下放人員，於是就要求到學校當老師。有關方面同意了，她就來到了這所師範學校。到校後，她每月去領工資，發現自己比校長的多得多。她想，我來鍛鍊的，於是她交了兩份申請，重新入黨的申請和要求把工資降到低於校長水平的申請。入黨的申請沒批，工資很快降下來了。從此她在大涼山待了二十年。二十年後，母親的黨籍問題得到甄別x反，恢復了黨籍和職務，但她下放問題和降工資問題“無法弄明白”。這二十年來她的檔案一直還在省上，她是真正地“自動下放和自動降級”二十年。
學校沒有圍牆，野獸常在房前屋後躥。大涼山剛搞過民族改革解放奴隸，社會治安也不太好，我到這裏一星期後，就出了一場兇案。師範校的邊上是民族幹校，那天民族幹校的會計從城裏領工資返校，就在師範學校下面的小路上被人劫殺了。就在這個時候，我第一次讀了艾蕪的《南行記》，如果你今天讀這本書，就可以瞭解我那時的心境。
比蠻荒更直接的是饑荒。
我們在門前的空地上種上了包穀，長得挺好，但周圍都是高大的樹木，沒的陽光，包穀稈就拼命地往上躥，老高老高，夏天第一場暴雨，它們就全倒了。我們在屋後種了南瓜，南瓜長得很大，二三十斤一個，又放得久，兩三個南瓜就讓一個冬天有了底氣。飢餓年月，冬天特別難熬，越冷越餓，越餓越怕冷。在學校裏唸書，一下課，大家就靠着太陽曬着的那面牆，特別覺得“萬物生長靠太陽”、“我們都是向陽花”真是唱到心坎上了。
在那個災年裏，我開始了在大涼山裏的生活，我就讀邛海另一側的一所初中――西昌川興中學。西昌是川西高原中的一塊壩子，也就是四周高山圍起來的一塊小盆地，盆地的中央是叫邛海的湖泊，這使西昌有了高原明珠的美譽。母親所在的師範學校和川興中學隔湖相望。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交通十分不便，我從家去學校，只能走田埂小道，老鄉説，這段路有三十多裏，我每次回家，都要走三個多小時路。我才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要在荒郊野外裏走完三十多里路，實在是“弟弟你大膽朝前走”，只因為路的盡頭就是家，就有想了一個星期的媽媽。我在這路上走過了兩年，越走越膽大，到後來就不走公路，沿着湖旁走田埂小道，這樣會省兩三里路。同時，走小路心裏緊張，腳下的步子自然也急，總覺得能早些回到家裏。直到今天，還能回想起那些田埂小路，那些蛙鳴和月色。
週末回家，母親總要給我留一點吃的東西。開始還有糕點，後來只有些雜糧餅乾，到了最困難的時候，我記得母親從抽屜裏拿出來的是一根乾癟的胡蘿蔔。胡蘿蔔都放乾癟了，可以想得出來，母親早早地就留着它，留給週六回家的愛子。
細節，就是生命蓄存的文件密碼，一根乾癟的胡蘿蔔，對於我，就是生命中一段難以忘懷的歲月和親情中永遠温馨的母愛……如果要了解中國人在1960年前後維持生命的最低生活的最低保障，就可以去調查一下那個時候的城市居民的票證發放情況。那些郵票大小的票證，讓人們感到生命的依靠。在所有票證中，還有一種叫火柴票，一家兩盒火柴，火柴在那時不貴，兩分錢一盒，但沒有票，也買不到。兩盒火柴，不足兩百支，平均每天六支，燒三頓飯，晚上停電點煤油燈，點蚊香，還不是每一根都能劃燃。兩盒火柴，一個家庭維持生存最低的需用量，如果家裏有一個抽煙的人，這就不夠用了，兩分錢的火柴就成了一個重大的問題，擺在全家人的面前。
四分錢，兩盒火柴，在那個飢餓和寒冷的年代，讓我看到了母親堅韌而樂觀的靈魂。我在一篇小文章裏説過下面的這個細節。那時候每天清晨，學校大食堂燒早飯的時候，燒柴草的灶孔下，堆着從灶裏落下的柴草灰燼，灰燼中還有沒有熄滅的紅炭渣。下放到大涼山當師範學校老師的母親，就到伙房的灶孔去端一盆柴草灰。壓得緊緊的一盆炭灰，可以從早上到下午都保持着熱氣，用小火鉗撥開灰燼，還有豆粒般星星點點的小火炭。就這樣，不僅能取暖，還能省下火柴，留在沒有炭灰的時候用。
用手指捏着火柴，劃一下，噗地燃起來，那火花真好看。在那個最寒冷的冬季，我們家除了每月兩盒火柴，母親還有一份“特殊的供給”――每月一斤肉，一斤黃豆，一條香煙。這是配給“老紅軍”資格的待遇。母親雖然被下放到大涼山當一名普通的教師，但不知為什麼，這個待遇沒有取消，讓我們在最困難的時候，有了這點奢侈品。買肉的時候儘量挑肥一點的，連皮帶骨頭的一斤肉，把皮和骨頭加上青菜做一鍋肉湯。剩下的肥肉熬成油，把瘦肉剁成肉末，在熱油裏做熟了，然後一起放在一隻小罐裏，一小罐有肉渣的豬油。以後的一個月，做菜的時候，用竹筷挑上一星兒，青菜就有了肉味了。
一根火柴點亮油燈，半星油花煮一碗青菜，在那個最困難的年月，我感受到了大涼山深處的母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