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該被遺忘的天才詩人-朱湘

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正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深造的新詩人朱湘(1904～1933)給遠在萬里之外的夫人劉霓君寫了第一封信。其時朱湘已與霓君結合三載，愛情結晶也已有了兩個，因此信中除了稱謂“霓妹，我的愛妻”略顯親熱，並沒有多少甜言蜜語，並沒有卿卿我我，有的只是日常生活的關照叮嚀，夫妻間的體貼呵護，至今讀來仍使人倍感溫暖和親切。此後朱湘致霓君的“情書”源源不斷，每信均鄭重其事地編了號，至翌年八月，共得一○六封，成爲朱湘與霓君親密而又有點苦澀的情感生活的重要見證。

誰能料到，僅僅五年之後，已經回國並曾任安徽大學外國文學系教授兼主任的朱湘，因失業和家庭關係日益緊張等衆多複雜原因，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清晨在安徽採石磯附近投江自沉。寒江冷月葬詩魂。朱湘之死，成爲當時中國文壇轟動一時的悲劇事件。

朱湘不到三十歲就撒手人寰，是繼徐志摩“雲遊”之後中國新詩壇又一個不可估量的損失，也是“新月詩派”的又一個不幸。這裏需要澄清的是朱湘到底是不是“新月詩派”(注意，是“新月詩派”，不是“新月社”，“新月詩派”是更爲寬泛的)成員。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有不少朱湘研究者，包括亡友吳方兄在內，都爲朱湘正名，認爲朱湘曾與徐志摩交惡，也沒有在《新月》雜誌發表作品，並非“新月派”詩人。但我覺得既然朱湘幾乎畢生致力於新詩格律的創建，一直與聞一多互爲呼應，既然朱湘曾在徐志摩、聞一多爲主的《晨報副鐫·詩鐫》上發表了其名作《採蓮曲》等詩文，既然朱湘又爲“新月詩派”後期機關刊物《詩刊》撰寫詩作包括十四行詩《悼徐志摩》，既然聞一多“高足”陳夢家主編的《新月詩選》也入選了朱湘的佳作(“新月詩派”名家薈萃，似無必要再硬拉朱湘充數)，就不應該把朱湘排除在“新月詩派”之外。可惜吳方兄英年早逝，我已無法再與他討論求教了。

朱湘之死，開了中國現代新詩人自殺的先河，引起當時文壇的深切悼念和一場大討論。他的詩朋文友紛紛撰文指責當時社會的冷漠和不公，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我的朋友秦賢次和王宏志還編了一部厚厚的《朱湘懷念集》在臺灣出版。然而，朱湘是特別的，他的特別不僅僅在於在清華學校求學期間就與“校規”格格不入，不僅僅在於他負笈美利堅並不以文憑、學位爲重，更在於他孤傲、偏激、敏感，爲人處世決不苟且，一言不合就拂袖而去。生活潦倒固然對詩人造成很大的戕害，但“個性即命運”，朱湘這種狷介不阿，孤高自賞，既不見容於當時，如果他活到今天，恐怕也不能見容於當今。朱湘早年同學梁實秋甚至認爲，朱湘之死“應由他自己的神經錯亂負起大部分責任，社會之‘冷酷’負小部分責任。”(《悼朱湘先生》)

然而，朱湘的離去畢竟使人萬分痛惜。他是有才的，不是一般的有才，是奇才，也是畸才!他的詩，他的文，他的翻譯，乃至他的特立獨行，無一不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爲了紀念朱湘，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上海北新書局出版了朱湘致劉霓君這一○六封“情書”，書名定爲《海外寄霓君》。中國新文學史上，魯迅致許廣平的《兩地書》，徐志摩致陸小曼的《愛眉小札》，郁達夫致王映霞的《達夫書簡》，沈從文致張兆和的《湘行書簡》，都被視爲現代“情書”文學的“經典”，雖然作者的風格各異，魯迅的冷靜，徐志摩的'纏綿，郁達夫的熱烈，沈從文的深沉，均各擅勝場。朱湘這部《海外寄霓君》足可與他們媲美。朱湘生前並不打算公開這些“情書”，因此，我們今天“偷窺”，一個真實的不加僞飾的，感情豐富細膩對愛人百般疼愛的朱湘活現眼前。時至今日，這種委婉動人的古典式的“情書”已成絕響矣。

到了一九三六年三月，由朱湘好友羅念生編訂的《朱湘書信集》由天津人生與文學社推出，初版只印一千冊，初版即絕版。朱湘“談笑有鴻儒”，在致當時已各有文名的彭基相、汪靜之、樑宗岱、曹葆華、戴望舒、呂蓬尊、徐霞村、趙景深、柳無忌、羅暟嵐、羅念生、孫大雨等詩友的信中(書中還收入四通《海外寄霓君》未收的致劉霓君函)，朱湘探討人生，切磋詩藝，臧否人物，指點文事，一以貫之的率性而言，坦誠而不虛假，狂放而又嚴肅。這些信既是朱湘率直心靈的自然流露，更是研究當時作家創作史、生活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我八十年代與汪靜之、趙景深、羅念生、孫大雨四位收信人有過交往，遺憾的是，當時未及向他們請教關於朱湘的點點滴滴，否則，我這篇小文也許不至於這樣雜亂無章了。

近年來，隨着聞一多、徐志摩、林徽因、陳夢家等“新月詩派”大家的全集陸續問世，朱湘的名字反而差不多被人遺忘了，這實在不公平。朱湘的全集何時也能與詩人見面呢?我現在編訂了新的朱湘書信集《孤高的真情》，書中收入《海外寄霓君》、《朱湘書信集》和這些年陸續蒐集到的朱湘集外佚簡十一通，算是投石問路，也算是一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對這位坎坷薄命的天才詩人的懷念。

朱湘其人其詩其文包括其“情書”，是不該被遺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