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寫現代化的陷阱讀後感

關於寫現代化的陷阱讀後感1

真的沒有想到，作者1996年寫的著作，我竟然在10年以後纔讀到它。這真讓人有一種難以述說的感受。一是難堪，在今天我認爲是一本好書，然而，這樣一本好書，我卻在10年後纔讀到它；二是激動，在現今這個金錢與權力決定一切的社會裏，很難發現這樣的好書了。學者們的良心與責任都被市場經濟泯滅了。三是感嘆自己的學習能力太差。自己讀的是體育人文社會學，本來就應該博覽羣書，可悲的是，現在的我才找到了那麼一點學習的感覺，那麼一點讀書的衝動，可能是自己成熟的太晚吧！我只能這樣安慰自己！四是感嘆作者的文采與犀利的目光；也感嘆作者的學術道德與學術良知。的確，在這樣的年代，多數學者都在爲時代歌功頌德，許多讀書人也在一片歌舞昇平的現象中找不着北，鮮有發自內心的、異於常人，而又能撥雲見日、一針見血地指明事實真相的好文章。今天，我能讀到這樣的文章，是我的大幸。一直以來，都還認爲自己的知識還行，自己對社會的理解還比較深刻，在作者發自肺腑的文字面前，我啞然失色，頓感汗顏，雖然是六月天，仍然真實的感覺到脊樑上的冰涼和內心的惶恐不安。

書讀的越多，越是覺得自己的無知，越是覺得自己淺薄，越是對教科書中的東西覺得可疑。早些年從教科書中得到的自豪感，越來越禁不起時間的考驗。我不禁反思：是教科書欺騙了我，愚弄了我，還是自己真的在成長，在用自己的腦袋分析社會，看待事物，辨別是非與真善美醜？我想，教科書應該不會騙我們這些學子，因爲這是全國統一發行的，它應該不會錯，否則，如果有錯的話，早就有人舉報了。但仔細一想，沒有錯，就代表一定正確嗎？就一定經得起推敲嗎？教科書沒有錯，因爲它給學子的是一個標準的答案，不論這個答案正確與否，它都能在全國範圍內統一傳播，這樣，即使一個錯誤的結論，經過全國範圍內的傳播，它也是正確的，因爲，沒有人會去懷疑它。既然沒有人懷疑，那它就是正確的。但是，時代的進步就是這樣的，總有那麼幾個人，能洞悉我們認爲是正確的東西，其言論讓我們覺得事情或許還需要研究，而不是毫不懷疑的予以接受。這樣的人，肯定是大智者，而這樣的人，又實在是很少。

傳統的教育方式培養出來的人，多半不會思考，缺乏懷疑精神。很慶幸自己能讀到一些大智者的著作，他們讓我清醒，促我反思。我個人認爲，教科書與大智者的著作之間的區別有兩個區別，一是，前者無論有多少個版本，其內容都是一樣的，永遠都在說着同樣的話；而後者卻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永遠都不會有相同的內容。二是，教科書永遠都是告訴我們“是什麼”，而學者的著作永遠不告訴我們“是什麼”，而啓發我們自己去發現“是什麼”。社會缺少的是後者，催人反思的是後者，促進人類思想進步的還是後者。

關於寫現代化的陷阱讀後感2

經濟學家漣女士的名篇《現代化的陷阱》出版八年了。而在很多文章中都經常引用她的其中的論述，八年的時間，卻依然與目前中國政治經濟生活中的迷像具有極強的對照性。

《現代化的陷阱》開篇即指出：“有關轉軌問題的分析家們嚴重低估了非經濟約束因素對於改革的影響。在改革進入‘深水區’以後，所有被小心翼翼繞開的問題，最後都形成了一種滯後效應，累積成今日無法避開的社會矛盾。”當今溫總理提出要構建和諧社會的社會背景下，是否能看出這種滯後效應的另一種意義上的政治反射呢？如果這種滯後所帶來的破壞僅僅是經濟上的，或許還有補救的可能，可是一旦破壞深入到人心，“哀莫大於心死”。經濟學上有“劣幣驅逐良幣”，而這一邏輯演繹到社會和政治中去，其結果很可怕！只要劣幣與良幣等值(甚至是劣幣比良幣還要堅挺)，就會羣起仿效於我們這個社會的方方面面。

當前市場經濟的倫理比較脆弱，隨着“如何清理計劃體制留下的遺產問題”用“解放思想”徹底大破。文章從四個方面：“資源的管理配置問題、國有資產的處理問題、重建工作保障問題與收入分配的激勵問題”作爲切入點，指出這些問題是因市場化改革帶來的，卻是市場化改革不徹底，權力干預市場所導致的。從上述四個方面的問題來看，恰恰是權力最容易插手的市場領域，從而在根本上打破了整個市場的運作規則，整個市場的法治和人倫基礎也被大規模破壞。人心浮動，沒有了信念，人就象立於沙灘，無根無據，我認爲現階段引導人們走入內心寧靜遠比增幾點GDP來得重要。

書中從學理上分析：“後發展國家經濟的發展，利益的衝突，階層的分化，價值觀的轉變以及民衆參與改革的期望，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遠遠超過了這些國家政治體制的承受力，導致社會發生嚴重紊亂”。所謂這種“政治體制承受力”，是原有的意識形態以及掌控這一意識形態的食利階層最不願觸及的政治禁區。經濟學是“文化”而非“自然”的科學，歸屬於社會性而非技術性的範疇，市場同時也是一個合理社會的經典模型，“想要影響實際政策選擇的經濟學家最終必須是讓普通人信服”。經濟的發展必須要有一種人文精神作爲支柱和動力，這種人文精神對經濟的發展具有規範和推動的作用。如果喪失了人文精神的支撐，財富的追求慾望就必定會淪喪爲純利慾的衝動，就會導致人們動物性的膨脹、人性的混滅、社會秩序的混亂和財富的浪費。

“發展並非只從商品開始，它是從人民以及他們的教育、組織與紀律開始。任何國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組織與紀律，不管遭到怎樣的破壞，都能創造出經濟奇蹟來。”漣女士這樣認爲。我想大破必須大立。當代中國已在“深水區”改革的今天，同時注重民衆的素質教育，建立符合中華民族德行信仰，樹立民族自豪感已經迫在眉捷！

關於寫現代化的陷阱讀後感3

“從平均主義盛行到懸殊的貧富差距，中國僅用了短短的十幾年時間。面對貧窮，中國的傳統文化遊刃有餘，然而面對財富，卻捉襟見肘。在公平與正義的旗幟下，人們有充分的理由追問：財富是如何集中在素質低下者和品質惡劣者手中的，又對社會發展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中國的現代化之路當然不會一帆風順。現在的問題是中國將如何通過深化改革，跨越諸如腐敗、軟政權化、分利集團化、地方惡勢力以及黑色經濟等已經形成、或正在形成的陷阱。”——《現代化的陷阱》

在一個二手書的交易市場，不小心看到了這本書，開始吸引我的不是《現代化的陷阱》的書名，而是他們這個系列——中國問題報告，可是隻有《現代化的陷阱》這本書的一排擺在書架上，一看就知道是那種銷量不太好的書，１９９７年出版的`，現在還沒買完，可是當看到那段書背後的話時，我有種莫名的親切感，還有點痛快的激動，於是４塊錢就把這本書買下了，由於作者的直率，很直白地談了中國諸如國有企業改革、圈地熱等在中國很熱但無人談的問題，對這些公開的祕密作者入木三分，實有痛快之感！能看見這本書——緣分，更是幸運！

雖然書中談論的問題是改革開放之初的問題，但是作者對其問題的負面性的預測和警示讓人信服，看了這本書，讓我明白我們身邊的很多社會經濟問題：腐敗、道德滑坡、貧富分化、官等等，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已經以各種形式展現，很多今天的社會問題在當時就已經種下了禍根，可謂是必然。１９９７年作者寫了這本書，時至今日，１０年，今天我們的狀況這麼樣？——悲哉！

我得到這本書，有點“英雄所見雷同”之感，但是我不敢講這話，因爲儘管我的很多想法雖然是自己的原創和書中之意不謀而合，但是畢竟我比她晚了１０年，今年２０xx年了；而且我在有些看法上很膚淺，所以看這本書更有被“悶棒”般的震撼！

在此，我佩服一個女性的勇氣，敬仰她作爲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同時也感受到了要做一個她這樣的知識分子的艱辛和無奈！艱辛之處在於要拿出那麼多數據來揭示中國公開的祕密是多麼的不容易，而無奈則在於結局的悲哀，這種結局包括作者本人的遭遇和她警示的問題的結局，只能讓人無奈！

關於寫現代化的陷阱讀後感4

讀了《現代化的陷阱》我深受感觸，並結合了我們實際的生活也發現這本書寫的確實很好，像我這種對文學不感興趣的人，也得到了很大的感觸。以下是我對這個本書對我感觸深的地方的描寫：

這本書主要描述了我國先存在的問題是國家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貧困差距越來越大，對於這一點我深受體會，因爲我本來就是一個農村的孩子，來了北京以後才發現，農村孩子和城裏的孩子之間的差距有多大。我覺得這樣的差距將會對我國的發展產生很不利的因素。因爲那樣的話窮者越來越窮，富者越來越富。在城鎮，貧困家庭收入低，入不敷出，基本生活失去保障。目前中國國民收入結構呈現多元化趨勢，但對大多數企事業單位來說，工資性收入仍是主要的生活來源。一旦工資的不到保障，生活就難以爲繼。而扶貧救濟的方法也只是杯水車薪。

在貧富差距日益變大的今天，由於就業保障已經沒有，對於許多人來說，在日益貧困化的同時還面臨着失業風險，而失業則意味着這些人將墜入更可怕的貧困境地。可以想象，人們工作的不確定性和失業的威脅必然會帶來非常嚴重的社會後果，最後積累成政治問題。金錢不會因爲它的來源不同而留下不同的痕跡，因此人們便會奉行投機取巧以及貪污受賄。調查反映公衆對貧富差距過大不滿的真正原因，實際上是對不正當致富的不滿，而不是平均主義時代那種簡單的對貧富分層的不滿。

而且我們現在大學生面臨着很難的就業問題，將會導致更多的矛盾激化，本來貧困差異已經很大了，在加上大學生找不到工作，還有現在的失業率的不斷增加，這就會間接導致貧困差距進一步曾達。因此政府必須採取一定的措施，以防止少數人不正當收入過高和兩極分化的不斷擴張。

個人對如上問題的見解：

面對種種困難，我們唯一的出路是深化改革，而不是退縮對中國現階段來說，改革的過程，建立市場經濟秩序的過程，實質上是處理和調節各種利益矛盾利益關係的過程，同時還是一個不斷暴露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它只有開始沒有終結。只有這樣我們國家才能不斷的進步，才能真正的變得強大。

然而我國改革的顯著特點是政治制度的變遷滯後，經濟制度變化相對快，經濟倫理觀念的變化則快得驚人，社會奉獻型經濟倫理，在改革中土崩瓦解並被一切圍繞實利作取捨的價值判斷標準所取代，結果導致社會嚴重混亂脫序的局面出現。市場經濟秩序被破壞、經濟信用失常，例如冒僞劣產品。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考慮公平和效率的問題。經濟學是一種文化，公平和效率是人類文化中帶有終極意義的一個基本命題。它的意義是作爲一種思想根治在制度與人們的心中。事實證明缺乏人文精神的經濟發展，使人們在利益的角逐中將不再受自制、理性、

公正、博愛等精神的約束，只有對金錢赤裸裸的追求。

最後終結：

我讀了這本書後得到了很大的震撼，並瞭解了很多我國的現狀，知道了我國現在缺少的是一種精神，那種不爲己的精神。現在的人們爲了金錢已經喪失的太多了，我們現在在學習物質科技的同時我們不應該忘記人文科技，現在的我們失去的太多了。

關於寫現代化的陷阱讀後感5

張先生認爲漣引證哈耶克的立場來論述“社會公正”是犯了硬傷，因爲哈耶克“是社會公正的死敵”。漣辯稱哈耶克只反對納粹式的或蘇聯式的所謂“社會公正”，並不反對、而且還主張何本人堅持的那種社會公正。在這一點上，漣的一些論友們似乎也與張先生有同感，他們指出哈耶克確實不僅只反對納粹式的或蘇聯式的“社會公正”，而且還反對福利國家式的或凱恩斯式的“公正”取向。由此他們認爲張先生與哈耶克的立場類似，漣引哈耶克來爲社會公正立論，確實是個錯誤。換言之，他們與張先生一樣認爲哈耶克反社會公正，區別在於他們反對哈耶克的這一態度，而張先生則認同這一態度。

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爲它不僅涉及漣的引用是否有誤，而且涉及自由主義、尤其是哈耶克所堅持的“否定的自由主義”對社會公正到底持何種態度，因而也關係到堅持市場化改革的中國自由主義者如何堅持改革公正性的問題。

的確，哈耶克對“社會公正”這個提法本身是多次表示過反感的，他在《法、立法與自由》、《不幸的觀念：社會主義的謬誤》以及《自由秩序原理》等書中都否定過這個提法，而且不惜篇幅，直至專立章節來批判他所謂的“社會公正”。雖然他批判的這種“社會公正”與何書所主張的社會公正根本不是一回事，但何書沒有對此作出辨析便徑直拿哈耶克來給社會公正立論，這與張文不分青紅皁白便斷言哈耶克是社會公正的死敵，同樣是不妥的。而漣後來說哈耶克只反對極權制度標榜的“社會公正”，以及強調哈耶克思想有前後期之分，這個辯解也很難服人。因爲哈耶克不僅確實既反極權制度也反社會民主主義，而且在這個意義上他對“社會公正”的否定是一貫的，至少從他成名之後一直如此。

哈耶克不僅反對納粹或蘇聯式的“社會公正”，而且反對社會黨式的主張，直至非社會黨的其他帶有“結果平等”色彩的主張，如羅斯福新政之類——可以設想如果他參與了羅爾斯和諾齊克之爭，他也會堅決反對羅爾斯的分配正義論的。這很好理解，因爲古典自由主義在原則上與一切關於“結果平等”的理念難以相容。古典自由主義強調個人權利、競爭自由，因而在公正問題上只能強調過程的正義，包括起點平等與規則平等(而在傳統私有制社會往往只有規則平等是可操作的)。這一點在羅爾斯與諾齊克之爭中表現得最爲典型。然而在自由競爭導致“贏者通吃”的情況下這種古典自由主義會面臨兩種主要的指責：其一是“贏者通吃”合理嗎？能否修改一下規則，使輸者也能有點吃的(即最低保障)，哪怕比贏者吃得少？其二是“過程公正”是否經得起追溯？傳統私有制下的“持有鏈條”已歷時千百年，誰敢說其中的每個環節都符合諾齊克講的“獲得正義”與“交易正義”？尤其是“最初獲得”的正義與否如何認定？諾齊克肯定對於歷史上的非正義應當追溯，並加之以“矯正的正義”，但矯正的程度又如何把握？

應當說這兩種追問不是沒有道理，所以儘管歷來的追問者並沒有能提供可行的解決辦法(因此古典自由主義並沒有被駁倒)，但這些追問永遠會存在(因此社會民主主義並沒有被駁倒)。

然而如上所述，這些追問本質上是針對“傳統私有制”下的“自由競爭”的，而在非自由競爭的社會裏，最大的問題並不是“贏者通吃”，而是“有權勢者通贏”，亦即過程公正的缺失。同時在由公有制向產權明晰化演進的社會裏，私有產權的“最初獲得”是現實狀態，而不是歷史狀態，因而“獲得的正義”與其說是“歷史原則”不如說是現實原則；“起點平等”不僅可以操作，而且在產權初始配置問題上它與規則平等幾乎是一回事；“矯正的正義”更不能說是無法追溯、無法實行。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民主原則並不能對自由原則構成有效的追問；另一方面，“過程公正”雖然不能保證“結果平等”，但連過程公正也沒有就更談不上結果的公正了。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民主原則必須以自由原則爲前提或底線。

換句話說，包括哈耶克在內的古典自由主義者儘管堅決反對以“結果平等”爲理由(提出這種理由的不止是納粹和蘇聯人，也有社會民主派乃至羅斯福、羅爾斯式的“自由左派”)來限制個人自由，但至少在自由秩序建立前決不能說他們是“結果”公正的“死敵”，而他們的確是過程公正的捍衛者。事實上，過程公正與結果平等的衝突(亦即自由與平等的衝突，或曰效率與公平的衝突等等)只是在自由秩序建立後才成爲真問題。以諾齊克與羅爾斯之爭爲例，他們在“第一公正原則”上是一致的，只是在“第二公正原則”上有分歧。諾齊克認爲如果一個所有者最初財產的來源是清白的，其後的每次財產增值又都是來自公正的自由交易而無任何欺詐與強取，則他的最終所有無論多少，都是公正的持有，不應受任何限制。羅爾斯則從第二公正原則出發，認爲對這樣的持有也應從分配的正義考慮，對之作出調整。然而，設若他們面對的是最初財產來源不清白、此後的增值又是利用強權的人，羅爾斯與諾齊克還會有不同的態度嗎？

可見，儘管諾齊克式的古典自由主義者不止反對極權主義，也反對社會民主主義乃至自由左派。然而面對過程不公正他們不僅與自由左派、而且與社會民主派都會有共同立場，或者說他們的正義觀雖然有差異乃至對立，但仍有一條共同的底線。正因爲如此，當年在缺乏自由秩序的沙皇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如今他們常被看作社會福利制度的倡導者)把自由競爭的“美國式道路”奉爲理想，卻把擁有俾斯麥式社會福利體制的專制社會即所謂“普魯士式道路”看作萬惡之淵。

而這條正義的底線顯然無法容納張先生以及他所支持的盛先生的許多觀點，諸如把公共資產當作無主物(“契約空白”物)而行使先佔權(“一方”選擇權)，無視交易權利問題而大談“交易成本”，在公共領域排斥“公共選擇”而倡導“交易先於產權”等等。底線正義要求過程公正，而上述觀點恰恰體現的是過程不公正；底線正義要求權力尊重權利，而上述觀點恰恰要求權力“先於”權利；底線正義要求“獲得的正義”先於“交易的正義”，而這恰恰與“交易先於產權”相對立；底線正義的基點就是反對濫用強制，即既反對強制化私爲公，在私人領域濫用公共權力，也反對強制化公爲私，在公共領域濫用“一方”強權，而上述觀點恰恰爲後一種現象張目。顯然，這條底線在自由主義和張先生的觀點之間畫出了一條界限。

在這方面，諾齊克的觀點最爲鮮明，它與張盛二先生觀點的對立一望可知。儘管諾齊克正如哈耶克一樣，不僅反對極權而且也反對社會民主派乃至反對羅爾斯，但他決不是什麼“社會公正的死敵”，相反，他是自由主義者爲之奮鬥的社會公正——獲得的公正、轉讓的公正和矯正的公正的堅決捍衛者。而從形式邏輯上說他的獲得正義優先論尤其是“交易先於產權”論的“死敵”。

至於哈耶克，他的公正觀與諾齊克最爲相似。他雖然很反對“社會公正”這個提法，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他實際上反對的是借“公正”名義侵犯個人自由的“社會”本位傾向。不僅“社會公正”，所有“社會XX”式的提法都是哈耶克不能認同的。哈耶克從根本上反對“人爲設計”某種“理想社會”，不論這種理想是關於效率、關於公正、還是關於別的什麼。可見這種反對體現的是自由主義的個人本位對社會本位(乃至其他名義下的整體本位)的拒斥，而不是“現實主義對理想主義”的拒斥，當然更不是權貴的私慾與強制對過程公正的拒斥。在經濟方面，哈耶克的觀點歸根結底，就是要尊重所有者的權利，而這當然更與那種看守者權力侵犯所有者權利的“一方選擇”是對立的。哈耶克視自由爲最高價值，而他對“自由”的定義恰恰正是反對濫用強制，尤其反對侵犯所有權的強制。即：既反對強制化私爲公，也反對強制化公爲私；既反對五個人作出決定就可以剝奪第六個人，也反對一個人作出決定就可以剝奪那五個人。——儘管哈耶克當時面臨的真問題是前者，不可能要求他在自由秩序受到統制經濟威脅的時代去講如何擺脫統制經濟創立自由秩序的問題，在私有財產受到“公共權力”威脅的時代去講如何對付“掌勺者私佔大飯鍋”的問題。但對後面這些問題的答案是不難從他的反強制原則中邏輯地推出來的。

因此我基本同意王中江先生的看法：哈耶克否定“社會正義”觀念，不等於說他也否定“正義”觀念。如他所說，正義既然是人的行爲屬性，那麼，當我們說一個人的某種行爲是否正義時，就意味着他是否應該有某種行爲。“應該”本身就預設了對某種普遍規則的“承認”。這種普遍規則，在哈耶克那裏，就是用“同樣的規則”對待不同的人。王先生還指出：哈耶克、諾齊克與羅爾斯的共同點，就是都堅決要維護個人的自由和平等權利，而且從這一點上說，諾齊克與哈耶克更爲接近些。因爲他們都只追求一種程序上的平等或“平等的機會”，反對某種所謂“實質性的平等”或“平等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