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四寶的文化內涵
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的文書工具，即筆、墨、紙、硯。文房四寶之名，起源於南北朝時期。歷史上，“文房四寶”所指之物屢有變化。在南唐時，“文房四寶”特指安徽宣城諸葛筆、安徽徽州李廷圭墨、安徽徽州澄心堂紙，安徽徽州婺源龍尾硯。自宋朝以來“文房四寶”則特指宣筆(安徽宣城)、徽墨(安徽徽州歙縣)、宣紙(安徽宣城涇縣)、歙硯(安徽徽州歙縣)、洮硯(甘肅卓尼縣)、端硯(廣東肇慶，古稱端州)，元代以後湖筆(浙江湖州)漸興，宣筆漸衰，改革開放後，宣筆漸漸恢復了生機。安徽宣城是我國文房四寶最正宗的原產地，是飲譽世界的“中國文房四寶之鄉”，所產的宣紙(涇縣)、宣筆(涇縣/旌德)、徽墨(績溪/旌德)、宣硯(旌德)舉世聞名，爲歷代文人墨客所追捧。
【釋義】：指毛筆、黑墨、宣紙、硯臺。
【結構】：偏正式
【用法】：作主語、賓語;指筆、墨、紙、硯。
【示例】：“天子被逼不過，只得命取紙筆。婢子隨即捧過文房四寶。”(明·施耐庵《水滸傳》第八十一回)
【典出】：“文房四寶出二郡，邇來賞玩君與予。”(宋·梅堯臣《再和潘歙州紙硯》)
【擴展】：舊時對紙、墨、筆、硯四種文具的統稱。硯臺，別名潤色先生，文房四寶中能傳世最久的一寶。文房謂書房。北宋蘇易簡著《文房四譜》，一名《文房四寶譜》，敘述這四種文具的品類和故實等。這些文具，製作歷史悠久，品類繁多，歷代都有著名的製品和藝人。如安徽涇縣(原屬寧國府，產紙以府治宣城爲名)的宣紙，歙縣(原徽州府治)的徽墨，浙江吳興(原爲湖州府治)的湖筆，安徽涇縣(原屬寧國府，產筆以府治宣城爲名)的宣筆，廣東高要(原爲肇慶府治，古名端州)的端硯，以及與端硯齊名的有甘肅省的洮硯、歙縣(原歙州府治)的歙硯。
“文房四寶”指紙、墨、筆、硯四類書畫用具，已是今人皆知的常識。但“文房四寶”一辭源自何者?源起何時?卻尚有未盡之解。比如《辭海》“文房四寶”辭目的說法，便是如此：“舊時對紙、墨、筆、硯四種文具的統稱。文房謂書房，北宋蘇易簡著《文房四譜》，一名《文房四寶譜》，敘述這四種文具的品類和故實等。”
《辭海》說法的模糊之處在於：“一名《文房四寶譜》”的作者是誰?是另有他人?還是蘇易簡(958—997年)本人?如果是蘇本人，那麼“文房四寶”一辭就當是蘇易簡提出的。但像《叢書集成》等收錄蘇易簡著作的各種文獻中，皆以《文房四譜》爲書名，而未見註明《文房四寶譜》作者爲蘇易簡者。也就是說，“文房四寶”一辭與蘇易簡的著作名稱，並無直接的原詞轉用關係。
蘇易簡不是“文房四寶”一辭的直接發明者，這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爲蘇易簡《文房四譜》一書做提要時有所記載：“《宋史》本傳但稱文房四譜，與此本同。尤袤《遂初堂書目》作《文房四寶譜》，又有《續文房四寶譜》。考洪邁《歙硯說跋》，稱揭蘇氏文房譜於四寶堂，當由是而俗呼四寶，因增入書名，後來病其不雅，又改題耳。”
《四庫》提到的洪邁(1123-1202年)和尤袤(1127-1194年)生卒年代相近，但都晚於蘇易簡，二者與“文房四寶”一辭似乎都有關係。其中《四庫》在爲洪邁題跋《歙硯說》等書目的提要中，更詳細地談到了上述“揭蘇氏文房譜於四寶堂”的人，是洪邁的哥哥洪适(1117-1184年)。換言之，《四庫》是說蘇易簡原著《文房四譜》本無他名，是因爲洪适曾經把它揭示於徽州的四寶堂，纔有人用“四寶”這種俗稱稱它爲《文房四寶譜》的。因此，同爲一個時期的尤袤在做《遂初堂書目》時，這才把俗稱的《文房四寶譜》等收錄了進來，也未可知。
然而問題到這裏並沒有解決，因爲實際上，在比洪适早出生一百多年的蘇易簡生活的北宋時期，社會上已在普遍使用“文房四寶”一辭了。如詩人梅堯臣(1002—1060年)早就寫有“文房四寶出二郡，邇來賞愛君與予”的'詩句。
由此可見，“文房四寶”一辭的來源，儘管與蘇易簡著作名稱沒有直接關係，《四庫》所記得名於洪适的說法也經不起年代差的考實，但至少在北宋時期，社會上已廣泛使用了這一詞彙，當無問題。到再晚一些的南宋初年，陸游(1125—1210年)，甚至還把“文房四寶”叫做“文房四士”：“水復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獨相依”。但是不知爲什麼，被陸游入題入詩、稱之頌之的“文房四士”一辭，卻沒有像“文房四寶”那樣流行並流傳下來。這大概與後者出現和使用的年代較早，更傳神地表達了紙、墨、筆、硯在書房中的地位，已被社會廣泛接受的緣故有關。
筆、墨、紙、硯在宋代已成爲書房中最重要的書寫繪畫用具，有考古學上發現也可作證。如在福建省福州市茶園山發現的南宋許峻墓中，就發現了整套“文房四寶”用品被隨葬的現象。再如河北張家口遼代張文藻家族壁畫墓的壁畫中，也有不止一幅迄今所見最早將筆、墨、紙、硯同繪於一處的“文房四寶”圖畫。其中7號墓“童嬉圖”壁畫中(如圖)，有四童子藏於後面嬉戲的櫃子，發掘者認爲是食盒，但有研究者認爲，應當是文房用具，可放置紙張、畫軸、書札等。這幅畫的墓主人張文藻卒於遼代鹹雍十年(1074年)，與蘇易簡、梅堯臣等人生活的年代甚爲相近。這些無不說明，如果筆、墨、紙、硯不是經歷時代的積澱，逐步形成了廣泛的社會實用基礎，那麼“文房四寶”一辭是不會在宋代終成專門用語的。
說起來，“文房四寶”中的“四寶”譜系還有據可考，但作爲書寫、讀書等專用處所的“文房”的起源，卻實難考實得多。像唐代杜牧《奉和門下相公兼領相印出鎮全蜀詩》中所言“彤弓隨武庫，金印逐文房”，已是我們迄今能看到的比較早的“文房”用辭了。因此說“文房”一辭於唐代就已出現，或者還可能更早一些到南北朝時期，當不至於引起太大異議。但問題是，我們這裏提到的文房，其實多屬於概念或屬性範疇，因爲目前爲止還沒有直接的文獻著錄、考古發現以及研究成果，能告知我們唐代的文房到底是什麼樣的具體形態。
將有關文房四寶的起源研究，延伸到與其關的書畫空間場景中，是在變筆、墨、紙、硯的靜態討論爲書畫者行爲的空間動態考察。因爲文物的研究方法乃至文物觀，正在發生從單體到整體再到羣體的轉變，瞭解和復原古代書畫用具與文房乃至與文人行爲之間的關係，這樣才能更全面地瞭解書法用具發展的史脈。換言之，如果說文房是“文房四寶”的空間載體，那麼，文人則是文房的活動主體。沒有文房承載的文房四寶是孤零散亂的用具，而沒有文人活動的文房則是沒有活力的空寂建築。
